正文
就在老布什的这项政策公布前不久，迪克•切尼的妻子、 共和党人琳恩•切尼发动了一场“先发制人”的攻击，这是老布什在他第二个任期中很常用的说法。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她强烈反对老布什提出的新标准。她认为，这个新标准让美国的历史给人一种“无情又黑暗”的印象。在她看来，那些奉行政治正确原则的教授，对传统政治和编年的历史叙事充满仇恨，于是故意创作一套新的历史叙事，而在新的历史叙述中，三K党比丹尼尔•韦伯斯特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更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右翼电台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博也因为爱国主义的正义感而非常反对这一政策。他说，那些负责制定国家历史标准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是在处心积虑地向年轻人不断灌输“我们的国家天生邪恶“的信念。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其他人也紧随其后纷纷表示反对。两位改过自新的罪犯G.戈登•利迪和奥利弗•诺斯现在也成了电台节目主持人, 他们在节目中将新的标准称为“来自地狱的标准”。华盛顿州参议员斯莱德·戈登在国会谴责这些标准是对西方文明的恶毒。攻击。1995年秋，正准备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参议员鲍勃•多尔则更进一步，他表示，这些标准是叛国的，它们 “比外面的敌人更加糟糕”。
这些攻击并不是没有得到回应。实际上，整个美国都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场全国性的、影响深远的争论之中，而争论的 主题就是历史究竟是什么，历史应该为谁所用。教师和专业历史学家很乐于看到历史学科重回学校核心课程的地位。自由主 义者认为这个新标准恰恰反映了一个新的、日益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但更多的人只是喜欢这个新标准所强调的内容和编年叙事。《洛杉矶时报》也对这个标准表示赞成：“希望大学毕业生真的都能满足这个新标准中对历史知识的要求。”最后，经过更多的讨论和修订之后，新的指导方案于1996年发布，其中最后一部分是新添加的，要求学生们自己去探究历史本身具有的争议。
公众对历史标准的争论以及更激烈的争夺，都不仅仅是围绕历史课程本身展开的。当年，美国还不确定自己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不清楚应该如何面对本国 的社会和民众。而新保守主义者则担心美国可能会放弃其在国际上建立已久的霸权主义。在国内，保守的美国人发现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正在被抛弃，对他们来说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堕胎合法化。许多美国人担心，美国社会中是否还真的存在以美利坚民族为中心的身份认同，因为许多新移民似乎不再想被美 国文化同化。例如，西班牙裔坚持使用自己的语言，甚至开办西班牙语学校。不少大学纷纷放弃传统西方文明课程，而关于美国历史的课程也越来越侧重于文化史和社会史。如果美国人不再对过去拥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么被广泛使用的美国政府 格言“合众为一“所代表的美国梦还有意义 吗？照此下去，这句格言的意思会不会变成与本意相反的“一拍而散”(Out of the one, many)呢？尽管人们对国家历史标 准的不满已经平息了(实际上这些标准已经被广泛采用)，但人们心中的恐惧仍然存在。2004年，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令人陷入忧思的新书《我们是谁？》 他在书中警告说，那些“解构主义的计划” 是以牺牲国家的历史为代价，才换来某些群体和地区历史地位的提高。他还警告称，“人类如果失去了这种国家性的历史记忆，将无法再形成一个民族国家”。
萨缪尔·亨廷顿
对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缺乏自信的国家来说，如何教授历史课程可能是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土耳其政府就对学校的课程设置有很大兴趣。那些主张对土耳其少数族裔的历史给予更多关注的历史学家，或者那些胆敢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亚美尼亚种族曾面临灭绝的历史学家，都可能会发现自己惹上了大麻烦。俄罗斯总统普京个人对编写一套供学校教学的新版“爱国主义“历史教科书也很感兴趣。他专门向那些被他认可的作 者发放补助（其中一位作者曾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 科学教授，后来改行成为历史学家），而俄罗斯政府也赋予自己权力，可以决定学校究竟使用哪个版本的教科书。2007年 6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教师会议上，普京盛赞了这些 新教材。他说：“许多教科书是由那些为获得外国资助的人写 的，他们是拿别人的钱为别人做事，就像是跟着别人花钱演奏波尔卡舞曲跳舞一样。你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为了避免与会老师忽略他强调的重点，普京还告诉他们，是时候摆脱这 种“混乱“ 了，应该用更开放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去重新审视俄 罗斯的过去。他说，新教科书应该正确看待斯大林及其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普京向在场的老师承认，俄罗斯过去的确有 一些“有问题的历史”，但是要比其他国家少得多（看看美国 在越南的表现就知道）。他承认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但这在 那个时代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俄罗斯从敌人的手中 拯救出来。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说法，那场由美国发起的冷战对 俄罗斯人来说是一场伟大的斗争，在那场斗争中，“民主化对俄罗斯来说并不是一个选择”。
幸运的是，历史教学也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好。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以来，学校作为全国真相与和解项目的一部 分，一直在努力展现一段包括所有南非人在内的历史。在爱尔兰共和国，历史在过去也同样受到政治压力的限制。学校里教授的历史是高度简化的版本：爱尔兰曾遭受了8个世纪的压迫，直到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民族主义获得胜利。所有不符合这个历史叙述的事件都被忽略，例如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战。今天，正如爱尔兰总统指出的，学校开始教授一个更全面、更完整的历史版本，此举旨在让学生们知道，看待过去的方式可能不止一种。
实际上，学校只是人们争夺历史解释权大战中的一个战场。在澳大利亚，约翰•霍华德和其他更保守的媒体也批评了新建的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理由是博物馆把澳大利亚的历史 描述成了白人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却没有强调建设这个国家的伟大探险家和企业家。博物馆，特别是那些涉及历史的博物馆，在我们心中总占据着一个特别的位置。不过，这些博物馆的目的究竟是纪念过去还是教导历史？究竟是回答问题还是提 出问题？在大多数国家中，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楚。例如,有些国家有不少关于战争的博物馆，但它们更像杜莎夫人蜡像馆, 而不是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或大英博物馆。因为这些博物馆没有 把有标识的文物藏品放在陈列柜中，而是复原了许多所谓的历史场景。博物馆和纪念馆之间的区别非常模糊。因此，关于究竟应该如何描绘和解释历史,人们经常会就此展开非常激烈的争论。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
1994年，随着美国社会对国家历史标准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开始计划举办一场纪念二战结束的展览。展览中的一件展品是曾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B-29轰炸 机一这架轰炸机名为“艾诺拉•盖”，源自该机机长母亲的名字一后来成为一场巨大争议的焦点。因为策展人一开始觉得，参观者看到这架飞机后，可能会反思当年使用这种最新、最具破坏力的武器是否在道义上存在问题。展览的部分展品是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废墟中找到的残留物品。尽管该博物馆在展览前，已经与包括退伍军人协会在内的特殊利益团体和历史学家进行磋商，但仍无法避免展览开幕后所引发的争议。
史密森尼学会策展人的初衷或许有些天真，他们原本试图用“艾诺拉.盖”号来引导公众考虑一系列问题，让人们反思现代战争的本质和核武器的作用。他们还希望借此告诉公众, 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决定在当年就是充满争议的，而且对此事的争议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中断过。但有些人对于展览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他们认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存在本就不是为了引发公众争议，而是为纪念美国空军的荣耀，并增强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新保守主义者则指责史密森尼学会和那些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借着暗示广岛原子弹问题存在道德争议，攻击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和美国社会本身。《华盛顿时报》发现一个吊诡的事情，这次展览的主策展人之前是一名教授，同时也是加拿大人。二战老兵们对展览中那些暗示战争并不完全正确的说法感到不满。展览的第一版说明文字中有两句话，尽管它们后来被策展人删除了，但却被人们反复提起，作为谴责史密森尼学会篡改历史的铁证。第一版说明文字曾写道，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美国当年那场与日本的战争“根本上与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争不同，因为这是一场复仇之战”（讽刺的是，一些批评史密森尼学会的人士认为，这次展览应该把日本在战争中的暴行都囊括进来，比如南京大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等事件）。更糟糕的是，从老兵及其支持者的角度来看，展览的说明文字似乎在暗示，对大多数本人来说，“这是一场捍卫他们独特文化不受西方帝国主义侵蚀的战争”。美国空军协会则控诉道，这场展览实际上是在宣称，战争中美国和日本在道义上是平等的。同样糟糕的是, 从协会的观点来看，这场展览是对美国空军价值的“尖锐的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