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斯密的预测已经被事实印证。
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历史趋势的峰回路转，欧洲（以及随后的美国）在享受了几百年的全球主导地位之后，现如今正在受到日益崛起的亚洲、非洲、中东以及美洲的力量制衡。
在过去的75年，或者甚至可以说在过去125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北大西洋地区，即西欧和美国，引领全球经济这一前提假设之上。然而，这种由北大西洋经济体引领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我们目前看到的存在于世界很多地区的紧张局势正是这种旧秩序逐渐消亡的最佳例证。
在哥伦布和达伽马时代的世界，据已故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1500年，世界人口状况大致如下。全世界4.4亿人口的区域分布情况为：亚洲地区占65%；非洲地区占11%；欧洲地区（包括东欧和西欧）占20%；美洲地区占4%。全世界经济产出的区域分布情况则为：亚洲地区占65%；非洲地区占8%；欧洲地区占24%；美洲地区占3%。当时的世界很贫穷，各区域都处于乡村状态，实力强大的农业帝国则位于东南亚。
尽管在哥伦布新发现之后随之兴起的商业往来，让欧洲在亚洲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同时还让欧洲人征服了美洲大陆，但真正创建了欧洲时代的，却正是那场由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钢铁的生产、科学种田以及纺织机械化所引发的英国工业革命。到1900年，不管是世界政治还是世界经济，很大程度上都被掌控在欧洲的手上。亚洲仍然是全球人口中心，但却不再是世界经济中心。
当时的世界人口和收入比例大致如下。1900年，全世界约16亿的人口区域分布情况为：亚洲地区占56%；欧洲地区占27%；非洲地区占7%；美洲地区占9%。根据麦迪森的估算，全世界经济产出的区域分布情况则为：亚洲地区占28%；欧洲地区占47%；非洲地区占3%；美洲地区占20%。其中，美洲地区的产出绝大部分来自于美国经济。亚洲地区的经济占比显著下降；欧洲地区的经济产出则飞速上升。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在西欧、美国和加拿大（即北大西洋经济体）上面，1900年，上述三者的经济产出之和占世界总产出的51%，这一数字令人瞩目。
中国的情况格外引人关注。据估算，150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25%，而到1900年，这一数字则仅为11%。很明显，亚洲引领世界经济的方向被工业革命的爆发完全调转过来。到1900年之际，世界被牢牢掌控在北大西洋经济强国的手中。特别是英国，处于权力之巅，正因如此，那个时代也常常被称为“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然而，这种全球和平并不像欧洲人自己预想的那样普遍存在。原因在于，欧洲人在非洲和亚洲地区发起战争、掠夺土地，并抑制由当地人发起的旨在反抗欧洲人统治的暴力叛乱（欧洲人称之为“恐怖主义”）。
1914年至1945年期间，欧洲几乎是经历了政治自杀：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场经济大萧条。
到1950年之时，北大西洋的领导地位已经从被战争拖垮的英国转移至美国。为躲避希特勒的屠杀，大批难民涌入美国，并将欧洲在希特勒统治前的先进科技也带入了美国。以1950年为例，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约为27%，西欧约占26%，苏联占9%，中国占5%。
1942年，《时代周刊》杂志编辑亨利·露丝宣称美国世纪的到来。
1945年至1991年间，美国外交政策的构建背景是冷战。
尽管美国在经济领域称霸世界，但由苏联引领的共产主义同盟国家却在意识形态以及地缘政治领域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尽管“遏制”苏联成为当时被广泛接受的一种教条观念，但美国“主流派”（“primacists”）与“现实派”（“realists”）之间的矛盾分歧日渐凸显。前者认为，通过采取遏制手段将逐渐成就一个伟大恢弘的理念，即美国将引领全世界，而后者则将采取遏制手段更多地视为一种传统的力量制衡措施。
有趣并值得关注的是，最早提出采取遏制手段的乔治?柯南对“主流派”的观点却嗤之以鼻，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傲慢情绪，那种美国会统领世界的断言是虚幻且无法实现的。除了上述两种观点外，还有我此前将其称为“合作派”（“cooperatists”）的第三类观点。他们认为冷战本身并不是必须存在，或者至少说其必要性被过分夸大了。美国和苏联完全可以通过直接合作来避免冲突和对抗。
二战的结束（大体而言）标志着欧洲帝国在非洲和亚洲地区统治的终结，当然这一去殖民化的进程跨越了数十年，且其间充满了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