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刚才说到，国家统计局在上一次对GDP的数据做重大修正以前，如果我们把修正以前的各地方统计的GDP加总，再来和修正以后的全国数据比较，两者在总量上倒是比较接近，而修正以前的全国统计数据显得偏低，这是因为统计遗漏造成的。现在是不是仍然存在这种情况?我认为不排除一定程度的统计遗漏。但总的来看，全国的GDP统计准确性还是高于各地的统计。这种情况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追求动机有关，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观也有关。李克强总理在辽宁省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有人问他有关GDP的统计，他曾经讲GDP是一个人造的数据，他更相信的是一些实物数据。比如说发电量、货运量等等。后来就有人把这几个指标叫做李克强指数。这样说也未必准确，但是在实物数据和综合性的GDP数据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很密切的相互关系。有的时候我们通过对实物数据的分析判断经济形势，可能要更准确一些。
统计工作面临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各级政府，常常会涉及到政绩问题，这种情况对统计影响比较大。这是我们现在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恰恰是我们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1992年、1993年我国经济出现过热，然后采取了从紧的宏观政策，这个政策持续了几年，到1997年已经开始出现经济下滑的趋势。比如1997年的电力消费增长率下降到了4.8%。通常年份电力消费的增长和工业产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具有比较强的因果关系，因为你要生产就要耗电。由于效率提高、节能减排等等原因，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高于电力的增长率，但不会差太多。1997年电力消费增长率降到4.8%，铁路货运增长率下降到0.7%，说明经济增长出现了显著放缓趋势，但是当年报告的经济增长率是9.3%，继续保持着高水平。由于各项数据都很好，仍然保持高增长低膨胀，说明现行政策不用做大的调整。结果使我们的决策层错失了一个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到来之前提早调整宏观政策的机会。事实上，人们感受到当时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199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经济增长目标是8%。这一年电力只增长了2.8%，铁路货运量降到了负4.6%，说明经济是在下滑。但事后公布的统计结果，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是7.8%，仍然是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和政府提出来的8%的增长目标只相差了0.2%。这种情况在我看来是不真实的，根据当时电力、铁路货运和主要工业品实物量的增长等一些数据来推算，恐怕得不出7.8%这样一个增长率。如果要进行估算的话，在3%-4%比较可信。说明国家统计局1997-1998年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真实的。2002年朱镕基总理视察国家统计局，留下了四个字的题词叫做“不出假数”，这说明当时的领导人也意识到了统计容易出现不真实的问题，而且这种不真实对宏观政策和整个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有时会造成相当严重的结果。
在以后年份里，这种情况变得相对好一些，但在某些年份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只是程度上没有差那么多。举例讲，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出口大幅度下滑，记得是掉下来20%左右，对我们的出口产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2007年电力消费增长率是14.4%，2008年降到5.6%;2007年铁路货运量的增长率是9%，2008年降到5.1%，2009年是0.9%。电力和货运是和经济增长关系最直接的两个指标，虽然两者都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率下滑，但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保持在9.6%，2009年是9.2%。在我看来这两年的数据也是偏高的，不太真实。
我们发现，分析增长数据似乎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当经济过热的时候，实物增长率通常非常高，而GDP的增长率的上升相对缓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些实物数据增长率有大幅度下降，而GDP的增长率下降的幅度相对比较小。让人感觉我们的统计部门在统计的时候，似乎是做了某种平滑处理，上涨的时候往下修一修，下跌的时候往上修一修，这个处理方式是有益还是无益的呢?我看是无益的。当数据出现大幅度跳动的时候，我们的统计分析人员有时候可能确实很难判断究竟是数据误差，还是实际情况真的发生了大幅度变动，于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把它当做数据误差来进行修正。但是不排除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我们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面临行政上的压力。
1998年朱镕基总理提出目标的是8%，如果当年统计出来增长率是3%、4%，会很难看。国家统计局一直在对统计数据做“挤水分”的工作，挤的时候就存在一些人为因素的空间，有的时候多挤一点，有的时候少挤一点。这就可能导致前面说的结果。如果存在这种情况，领导人当时可能会高兴一点，统计部门的压力也会轻一点，但对经济决策是很不利的。在数据不真实的情况下，政府领导人容易做出不正确的决策，而这种不正确的决策容易导致国民经济本身蒙受损失。当然，我们不能把板子都打在统计部门身上，根本原因是某些各级领导人存在过度追求GDP发展的政绩观，这就跟我们的政绩指标、考核体系有关。如果考核的东西都和GDP有关，事实上就是在鼓励各级政府追求GDP，有时候甚至是不惜手段，用不正确的手段来虚报数据等等。
我们一直在讲政府职能转变，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也做了很多改变，虽然GDP已经不是唯一的考核指标，但是很多考核指标仍然和GDP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说要看你的投资，看你的城市化率，看你就业的情况，多看一些指标应该说有所改进，但是这些指标有很多和GDP有关，投资是直接和GDP相关的，城市化率的存量很难一下子改变，每年城市化率提高多少也是和经济增长相关的一个指标。还有短期的就业也同GDP相关。所以现在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在统计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工业增加值指标。工业统计中有工业增加值，GDP核算也有工业增加值，前者增长率通常比后者高2-3个百分点。原因在哪?在我看来恐怕还是一个挤不挤水份的问题。工业统计中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基本上是从地方各级取得数据的汇总，而GDP中的工业增加值这部分，它的增长率是经过了所谓“挤水份”，因此就造成了两个指标的差别。
这个表里面可以看到，从2007年-2013年GDP核算数中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比工业统计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要低2-3个百分点。2007年按照GDP核算，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4.9%，按照工业统计数增加了18.5%，相差明显。现在来看两者的差别小了一些，2013年GDP核算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是7.8%，工业统计增加值增长率是9.7%，但两者之间还是有明显差别的。比较而言，我还是更相信GDP核算的工业增长率。
关于就业统计指标的理解，经常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统计中有一个指标叫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还有一个指标是“城镇就业人数”，这两个指标之间有非常大的差别。包括有些经济学家在内也不太懂得这个差别，有时候这两个指标混用，用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来代替城镇就业人数，这样的用法是非常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