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沈曾植：变革时代的经世通人

据《清史稿》，沈曾植“居刑曹十八年，专研古今律令书，由大明律、宋律统、唐律上溯汉、魏，于是有《汉律辑补》《晋书刑法志补》之作”。他曾两度长居北京，一是京官时期 （1880—1897） ，一是回京复职时期，即1902年辞上海南洋公学监督还刑部，调补外务部和会员外郎，寓京师上斜街。此时与他为邻的，是同事兼老乡沈家本 （浙江湖州人） ，两人于晚清法律改革与古律研究有过密切的交流。

沈家本给沈曾植的信里，提及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对刑律草案之抨击，甚至引发“直省闻风而起，群相掊击”之窘境，似有请沈曾植代为疏解之意。1907年至1910年间，在新政大潮中围绕《大清刑律草案》的修订，引起晚清“礼法之争”的大论战，辩论中的对手是以沈家本、杨度为代表的支持新律者和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反对者。面对巨大争议，沈家本在信中坦陈立法所采取的折中立场，实质上参考西法，表面上却“不妨多用中说”，以避免争议，请沈曾植体量。从此书信之侧面，沈曾植事实上充当调解“法理派”与“礼教派”的关键人物，也一直贡献着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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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致沈曾植信札

沈曾植被刑部尚书薛允升推崇为“律家第一”，虽然其著作《汉律辑补》《晋书刑法志补》遗憾散佚，但其受邀为薛允升《汉律辑存》撰写的凡例尚存，可证其律学成就。沈家本在与其通信中，也屡屡谈及汉律研究。有时求取书籍，如杜贵墀《汉律辑证六卷》，“倘蒙录副见惠，则感激无既，务望赐复”；有时感慨身处异地，无法随时请教之憾，“江河暌隔，又不获常就正于有道，时用怅惘”。可见，身处历史转折处，晚清传统律学家呼应西法东渐之潮流，勉力汇通中外。

甲午前夕，沈曾植建言恭亲王奕䜣速定练兵事宜；戊戌变法，他参与强学会之筹设；庚子事变，他赴上海商议“东南互保”；清末新政，他入幕张之洞，筹划“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供改革蓝图。浙博除了收藏沈家本致沈曾植十封信之外，另有沈曾植手书批注的《唐律疏议》《宋元检验三录》《法治国论译稿》等等古籍，从中能看到沈氏面对古今中西之巨变，其学术诸端“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而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而其学术根底似有无限之热忱，不离人世与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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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手书批注的 《法治国论译稿》

整个晚清学术变局是以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为发轫的。这一潮流的涌动，不仅重新激发了今文经学的活力，也促使一批学者走出单纯考据之路，开始自觉追求清初顾炎武等人的精神境界，徐松、张穆、何秋涛和沈垚等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沈曾植的西北史地研究，正是对这派传统的继承，他早年的活动基本上可归入晚清经世学者的阵营。

从学术上看，他一向关注的西北史地之学，原本就是一个内涵不断拓展的领域，即从最初的蒙元史地研究，到整个西北边疆史地及民族史，乃至中西交通史 （ 包括西北、西南陆路和南海交通史） 和中亚西亚一带的古地理、民族和语言等研究。这种发展态势的形成，既与近代以来国家边防和外交危机的刺激有关，也是日趋兴盛的国际汉学和“东方学”冲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