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觉得做一个老师也真是一件很扯淡的事。讲那些尽人皆知的所谓的知识，我觉得没有一点儿意思。我总想说些我以为比较本质的东西，可本质的东西在我看来就是人生根本就没有意义这一点。可这一点又不能说。所以，我觉得我不该再在这个大学里做什么教师了。我该怎么着，该干些什么，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反正，不能对他们乱说些什么了。
今年最大的一种感觉是，觉得自己老了。甚至已经很老了。老婆骨折，动三次手术。父亲动一次手术。父亲每次来，都闲不住，天刚亮就到外面四处走动。这次来，不喜欢到处走动了，抽了三十多年的烟也戒了，长了二十多斤肉。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我觉得他真是个老人了。
父母一直在一个山村里住着，让我感到很大压力，经常地就想起来要打个电话问一下家里怎么样了，这在过去是很少的。
过去自己在外面忙这忙那，不觉得什么。偶然想起他们来，似乎觉得他们还年轻，身体没问题，他们会过得很好，甚至我的有些事还得靠着他们。那时觉得他们离我很远。
现在不同了，现在觉得很近，甚至觉得自己一直就住在那里，没有出来上过大学，没有远离他们。我现在会经常地意识到他们已经老了，他们也会生病，而我是他们的儿子，现在该我来照顾他们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前些年追求的一切的一切，那些声名利益，都已离我很远，剩下的，就是这点儿东西了。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父亲离休后不愿意在风景那么好的地方呆着，而想回到山中那个小村子里去呆着。因为人到了这个年龄，自然地会觉悟到世间的那些浮华的所得，都已毫无意义了。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活着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第一次，到目前也是唯一的一次，亲眼看到有人死去，是同事王强的妈妈。挺年轻的一个人，那么能干，说是不舒服。到医院一查，是肺癌。好好一个人，怎么就癌了呢？说起来时，都不能相信。
再去看她，是在北京医院，不准探视，没看成。在医院外面听王强的妹妹说，已经不行了，医院说尽快转到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去。然后我出差有两个星期罢，从山东回来当天，就和李小林去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北面的那家钓鱼台临终关怀医院去看王强他妈。找到了，见她鼻子上扣着氧气罩，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可还朝我们点头，知道是我们来看她。两个小时后，人就不行了。王强心脏病发作，也不行了。我们，我和李小林帮着王强的妹夫把遗体运送到铁路医院的太平间存放起来。
过几天，开追悼会，我又去那里取出遗体。上车前，化妆师给她化化妆。人就躺在空屋中央的一张木板床上，我拍了些照片。整个追悼会我没有流泪，我就像个旁观者，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只是在反复地想着一件事：人活着是干什么来的呢？有什么意思呢？那一年是1992年。
我拍过的第一个图片专题就是有关死人的。先是拍八宝山的太平间。许多的尸体摆放在那里，用白布裹着。我拍了些场景，然后掀起一块裹尸布，近距离地拍一个死人的脸。
停尸房很大，有几十具尸体停放在一种带轮子的推车上。没有人在那里，只有我一人在尸体间穿来走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将来有一天我也会躺在这里了，看着那些白布下的死者我就想。
我还拍过八宝山后面的墓场。有几十万人埋在那里，墓碑林立，很是壮观。那是个春天，有些杏花在墓地中静默地开着。
有些扫墓的人来祭奠他们的亲人或者是朋友。他们祭酒、烧纸钱，烟气在坟地间散开。我远远地望着他们。我不知道死去的人们会是一种什么心情。这遍地开花的春风沉醉的季节，这些来看望他们的人们，这世间的生活，他们留恋吗？
我还拍过老家那个简陋的小火葬场。
火葬场在一座小山上，远处是一片大水，那是父亲工作的单位。周围没有村落。火葬场高大的烟囱一天到晚冒着黑烟。记得去的时候是个夏天，太平间里有一股子浓重的腐败的味道，肮脏的白布裹着几具尸体胡乱地摆放在洒过水的水泥地上。
拍完后我去小卖部买汽水喝，看到一个老女人一张麻木的脸。她的身后是一个简陋的货架，成排的汽水和成排的骨灰盒摆放在一起出售。
人不过是这样。到头来不就是这样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这样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