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原诗云：“天为吾徒留此老。”
颓龄未足养虞庠。
按，诗笺署名“磬圃叟”，是俞樾较为少见的别号
[29]
。诗注称“余今年七十八”，则当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本年二月初三日，江瀚到苏州，初五日起与俞樾有频繁往还，其中十一日“赋长句呈俞曲园先生”，次日则收到俞樾和诗
[30]
。江瀚原韵即《赠俞荫甫山长》一首，诗曰：“别来八度易星霜，吴下重逢感喟长。鬼运惊心王裕术，人师延颈郑公乡。欧罗空变风云色，洙泗终悬日月光。天为吾徒留此老，依然弦诵满胶庠。”
[31]
味江氏诗意，当作于与曲园老人见面后不久，则俞氏此和诗应即为二月十二日江瀚收到者。
3.潘祖荫
[32]
日记与俞札
《丹泉海岛录》，尊处有全部，乞借一阅。外，樱花诗呈教。手此，敬颂台安。
按，徐景福著《丹泉海岛录》四卷，有光绪四年（
1878
）遂昌徐氏刻本，俞樾商借此书必在之后。樱花是最常出现在曲园老人笔端的日本风物，《春在堂诗编》中共有三题专咏樱花，又有六首与樱花有关。其中
《春在堂诗编》卷十一（乙丙编）的《咏日本国樱花》七律四首为俞樾首次吟咏；直
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才再赋樱花诗
[34]；此后几年暮春，樱花诗虽都会出现在俞樾笔下[35]
，而潘祖荫（
卒于1890年
）已无缘再见。故本札应即作于光绪十一年（1885）春的樱花季节。本年二月二十八日潘祖荫日记记道：“曲园来借《
丹泉海岛录
》。”
[36]据此可知本札的确切时间。
以上三札落款均无年月日，若无各位收信人日记为参照，则至多只能考察出年份，不可能精细到准确的月日。当然，与俞樾本人的日记相比，收信人日记呈现出的时序对于精确定位俞札时间可能会有一定时差（即至少存在信札投送所需时间），就如上引俞樾致傅云龙札那样，只能推导出一个时段而不是具体的日期，好在这样的结论已经无碍大局。
二、从日记与俞札对读看日记资料的有效性问题
[37]
日记这类文献虽然在史实复原的精细化方向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如前举对书札的系年；但是日记并非每日生活的“全息化”记录，而是经过作者的主观选择与过滤，因此会有遗漏甚至刻意的屏蔽；而且由于作者闻见所限，也可能导致所记信息不够准确。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38]
这句话已是文献学领域（特别是辨伪学）公认的法则。对于有着第一手资料价值的日记资料，同样需要坚持以该准则来审视考辨。以下以相关日记与俞札的对读为例予以揭示。
（一）俞樾日记与俞札的对读
某年元旦，俞樾曾致李瀚章札曰：
揖别武林，瞚又星回岁转矣。遥惟玉帐高搴，冰壶清对。写便宜之表，天语温多；张吉利之旗，军门春满；引瞻辕戟，莫罄轩鼚。令弟少荃相国，想频有信来。闻正月中即赴任武昌，未知果否？樾度岁吴中，一无佳况，腊灯如粟，冻笔不花，仍借故书，以销短晷。前得书局同人书，知《周官》业已告成，想今年《七经》可毕矣。金陵拟接刊《三国志》，苏局谋开雕《明史》。吾浙《七经》毕工后，未知刊刻何书，已有定见否？或与金陵、吴门合成全史，或竟将《十三经注疏》刊行，经经纬史，各成巨观，洵士林之幸也。率尔布及，未知尊意有当否？手肃，敬请台安，虔颂春祺，伏惟惠察不宣。
俞氏此札同样事关合刻《二十四史》一事。据札言“或与金陵、吴门合成全史，或竟将《十三经注疏》刊行”可知，作札之时兹事尚未成定议（则显然早于上引同治八年末写给
马新贻的信函）
。笔者曾根据札中提到李鸿章正月中赴任武昌，而《清代职官年表》载，李鸿章同治六年正月由江苏巡抚迁湖广总督，未到任，直到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一日方始抵任，将本札系于同治八年正月初一
[40]
。然核以《日记》，
同治八年正月癸酉朔，是日仅记“癸酉，雨”（第
89
页），初四日“丙子……与李小荃中丞书”（第
89
页），则直到正月初四日俞氏始作致李瀚章书一通。《日记》既与原札不同，则需要其他资料证明何者为是。恰好本年二月适逢李瀚章之母七十寿辰，俞樾为作楹联
[41]
、寿序
[42]
称贺，并于正月“丙申……与李筱泉中丞书”
（第91页）
，信中称：
元旦手肃一笺，奉贺春祺，定已照入矣。二月初吉，为太夫人览揆良辰。洪惟我国家中兴伊始，应五百年名世之期，适当太夫人庞褫延洪，届七十载古稀之候，阁下与少荃相公任兼将相，威镇东南，而哲弟观察、都转诸公又皆凤举鸿轩，同佐熙朝景运，门望甲乎海内，歌颂遍乎人间。虽浙水东西，未得安舆戾止，而慈云一片，覆露无垠。大君子景星福曜所照临，即太夫人冬日春风所煦被。吾浙士女，瞻拜南陔，天竺烧香，不如军门献寿也。樾以小事，句留吴下，不克先期趋赴。歌《白华》三章，为太夫人寿，辄撰楹帖一联以献，词旨浅薄，不足揄扬万一，甚愧甚愧。[43]
两札所言相佐证，可知前一札作于元旦当日无疑
[44]
。
又如，某年八月二十八日俞樾致应宝时札云：
昨接手书并志书等，知尊体偶尔违和，甚以为念，未知近已霍然否。贾云翁书读悉，局中诸事猝难齐集，令人闷闷。阁下旌节，容易超迁，即补帆可见。鄙人琴剑，亦殊无定，官场讲舍，彼此萍踪，非如土著诸公可与持久也。随时饬催，得早日蒇事，幸甚。日从事《水道志》，其五年间开吴松江一案已钞得否？从速为荷。稿中夹有一纸，是元二年开吴松江事，未知即此否。又云有俞塘案，亦须查明，务祈转致局中，即行钞示，以便纂录也。王补帆交卸未有日期，渠不航海，如无庸进京，即自浙赴粤矣。小壻
即补帆之郎
金陵应试，至今未还，亦颇念之。令爱忽得痴疾亦奇，近来此病颇多，何也？二小儿至今末愈，而夏间忽有旬日稍差，鄙人可望抱孙矣，亦一奇也。手此，布请台安。
此札是俞樾主纂《同治上海县志》期间所作，笔者根据札中提及王凯泰由浙江按察使迁广东布政使一事，将本札系于同治六年（
1867
）
[46]
。
然核以《日记》，
同治六年八月辛巳朔，二十八日下仅有“戊申，雨”三字（第
29
页），二十九日“己酉，晴。与应敏斋书。”（第
29
页）似乎是八月二十九日写的此信。若将札中“昨接手书并志书等”视作确指（而非泛指前几日），则本月二十七日《日记》仅记：“丁未。与王补帆亲家书，并与长女锦孙书。”（第
29
页）亦无收到应函的记载。前次记录收到应札，则是本月十六日“丙申……得应敏斋书并志稿，始知王补帆升粤藩矣。与敏斋书、补帆书、子原书。”（第
28
页）由于俞樾当日就给应宝时写了回信，则本札当不是对八月十六日所收应札的回复；而两者之间十余日的时差，已足够分处苏沪的二人再次鱼雁往还
[47]
。
综合此例与上引元旦日致李瀚章札之例判断，这两处《日记》所记日期为投递时间的可能性极大，故均稍晚于原札落款时间。
虽然这种日夕之间的时间差距不至于影响到对史实大体的复原，但是史料互有参差还是应当引起重视的；而相应的考察辨析也是必要的史学训练。所以本文特别拈出此类例证，希望大方之家不至于嗔怪笔者琐碎。
（二）他人日记与俞札的对读
同样的，以俞札参核他人日记，也会发现日记不尽全面之处。如俞樾致缪荃孙札曰：
连日阴雨，弟明日即有杭州之行，未及趋候为歉。附去《自述诗》一本，自道平生，只算预分行述耳，一辴。手此，敬颂台安。
世愚弟俞樾顿首，初九日。
[48]
按，光绪十五年五月，俞樾著成《曲园自述诗》一百九十九首
[49]
。札称“《自述诗》一本，自道平生，只算预分行述耳”即指此书。札云“明日即有杭州之行，未及趋候”，则知缪氏时在苏州。本年缪氏主讲南菁书院，曾于三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一过苏州
[50]
，此行未与曲园老人谋面，且与俞札“初九日”的时次亦不合。又于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五日在苏州逗留半月余，遍访知交；其间九月朔日有“出拜俞荫甫年丈”之举；且据缪荃孙日记，九月三日至九日苏州阴雨连绵
[51]
，与本札“连日阴雨”之说吻合。而本年九月末俞樾从杭州归苏州
[52]
，则本札应即作于光绪十五年（
1889
）九月初九日俞氏赴杭授课之前。然而缪氏日记失载收到俞氏札与书一事。
又一札曰：
昨承赐新刻各书，皆精绝，奉持把玩，欣喜无量。兹附上拙著《茶香室三钞》一部，未知去年曾以呈教否？实则琐琐，不足登大雅之堂也。所刻《经说》十六卷，记已奉览矣。手肃，布请开安。
按，光绪十四年正月，俞樾《茶香室三钞》二十九卷成书[54]；二月，又成《茶香室经说》十六卷，俞氏有序自述此作缘起[55]。本札既提及赠阅两书，则当在之后。光绪十六年二月十九日，缪荃孙抵苏州，次日晤曲园老人，二十六日“检新刻书，分贻同人”[56]
。而俞氏此信恰作于次日（二月二十七日），并称“昨承赐新刻各书”，故可以确定作于光绪十六年（1890）无疑。据日记，缪氏二月六日收到“印书人送印出朱本《集古录目》白纸四十本、墨本白纸壹百本、竹纸陆拾本。墨本《定海遗爱录》白纸二十本、竹纸五十六本”
[57]，两书均收入缪氏辑刻《云自在龛丛书》[58]中，则札称“新刻各书”最有可能是这两部书。惟俞氏谢札与赠书事，缪氏日记亦失载。
通过以上几则日记与俞札的对读可知，日记资料的精确性与完整性都可能存在问题，这就意味着日记这类第一手文献也不是百分百可靠。因此在使用日记文献时，为保证资料的有效性和史实的准确性，仍应尽量为之提供佐证，亦即“孤证不立”的考据学原则同样适用于日记资料。
三、从多位当事人日记之差异看日记资料的有效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