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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请求不是以一对一的形式发出的；它们就像是散弹，是一对多的。难怪人们对此感到压力。压力就是人们在感到自己没有足够资源或能力，去应对一些已感知到的威胁时产生的，在社交网络的案例中，这个威胁就是劳莫所说的“
社交过载
”。
讽刺的是，
社交过载的另一面恰恰就是其他研究人员所发现的社交媒体众多的积极功能之一：社交共享。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医学社会学家谢丽亚•柯登（Shelia Cotten）称，在网络上与他人分享自己的难题可以减少各种问题带来的压力，不论是日常压力，人生变故，还是自然灾害。她曾在一项研究中发现，使用互联网可以减少美国老年人的孤独感。“在网络上交换的大量社交支持对人的健康和福祉非常有益，也可以帮助人们减轻压力。”但问题是，
在减轻自己压力的同时，你把这些压力转移给了别人。
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社会学家凯斯•汉普顿（Keith Hampton）在皮尤研究中心进行过有关社交媒体的调查，他将这种二手压力称为“关心成本”。他说，
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女性都承担着更多关心家人和朋友的压力，因此，在看到女性付出“关心成本”更多时，我们不应感到意外。
他说：“当你得知你认识的人正处境艰难时，这不仅为你的生活带来压力，同时也使你能够为他们提供社交支持和同情。”
但是网络上的朋友们并不是生来平等的。在社交媒体中，我们可以无上限地一直添加好友，包括那些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甚至从未见过的人。汉普顿说：“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时刻存在着，这在现代历史中是第一次。” 劳莫和他的同事们发现，
社交过载更容易影响的，是那些有更多只在脸书上是好友的朋友的人。
不我不想帮忙给谁的孩子投票了真的，还有，你是谁啊？
这个结论是有道理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了人类只有同时维持100到200个朋友的时间精力这一论断。最近，在一项涉及170万用户的研究中，邓巴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推特用户平均与差不多这个数量（100-200）的人维持“稳定社交关系”。但是，
如果我们有150个经常会想到和联系的脸书或推特好友，而且他们都会定期发出提供社交支持的请求，那么，我们就已经因为处理比我们的祖先多得多的请求而手忙脚乱了。
这样一来，我们还怎样容下现实中的朋友们呢？于是，许多应接不暇的用户考虑干脆退出社交网络。劳莫说：“社交过载造成疲惫感的效果是巨大的。”
除此之外，研究还已证实了一个对所有人都显而易见的结论：
人们倾向于在社交网站上发布让自己有面子的东西。
在喜剧《波特兰迪亚》的一个桥段中，弗雷德•阿米森（Fred Armisen）的角色带着新欢去意大利度周末。他们在酒店睡过了整个周末，这令他们感觉很糟糕。但在早些时候，他们已经发布了许多两人秀恩爱的照片。当他回到家，看到他的朋友（卡莉•布朗斯坦因(Carrie Brownstein)扮演）翻看他的照片，并恭喜他旅行成功时，他告诉她：“网上的所有人，他们过得并没有你觉得的那么爽。” 她回答道：“
我想人们只不过是把悲伤都裁剪掉了。”
不过说实话，
即使人们不把悲伤都裁减掉，反而把生活中无聊或无关紧要的事情发出来，
我们也不太会注意到
。
人们的注意力会自动在地位高的人身上流连不去，特别是那些看起来漂亮或是富有的人（卡戴珊家族出场啦！）。研究抑郁症的认知神经科学家夏洛特•布利斯（Charlotte Blease）将社会地位视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不爽的根源。2015年，在一篇名为《太多“好友”太少“赞”？进化心理学与“脸书抑郁”》的论文中，来自利兹大学和哈佛医学院的她从我们祖先的生存环境中寻找答案。
布利斯告诉我们，对于抑郁，有一个从演化出发的解释叫作“社会竞争理论”。它认为抑郁是一整套适应性行为：
退缩，萎靡的姿态，缺乏自尊心；这些行为可以使我们的祖先从对抗性的社会接触中脱身
，“在不受到身体伤害的前提下，向具统治力的一方表明不参与竞争。”换句话说：用抑郁换活命。布利斯说：“这就是一种降级冲突的策略，一种几乎等同于举起双手投降的不自觉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