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次恐惧则是文明的焦虑。鲁滨逊在荒岛上劳作不休，汲汲以求地重建文明。他造桌子、种庄稼、养牲畜、做陶器、烤面包……他总是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不仅要维持生存，还要维持一个文明人的体面。“一个赤脚的脚印”暗示了，野蛮人即将登场。不久之后，他就看到了野人生番举行“人肉盛筵”的痕迹，也透过望远镜看到野人大啖人肉的场景。鲁滨逊意识到，在野蛮的生活方式面前，孤独的文明生活是脆弱的。他开始渴望同伴，期待重返文明社会。为了抵抗、防范野蛮的袭扰，文明需要社会的堡垒。没有堡垒的文明就没有力量。在与野人正面交锋之后，鲁滨逊先后救下星期五、星期五的父亲和一个西班牙人。他开始缔结社会关系，建立起一支军队，打造了自己的王国。他仿佛是荒岛上的立法者，从无到有，创造了一个微缩版的帝国：
我的岛上现在有了人丁，我觉得自己的部下不少了。每当想到这我就喜不自禁，看上去多像一个国王。首先，整片土地都是我的财产，因此我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其次，我的臣民都极为顺服——我绝对是主人和立法者——他们都欠了我救命之恩，如果有必要，都准备为我献出生命。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我虽然只有三个臣民，却分属三个不同的宗教——我的仆人星期五是一个新教徒，他的父亲是一个异教徒和食人族，西班牙人是一个天主教徒。然而在我的领土上允许信仰自由。当然这只是顺便一提罢了。
（同前，264-265页）
这无疑是一个文明的帝国。鲁滨逊虽然允许他的王国信仰自由，并不强迫星期五的父亲和西班牙人改宗；但是，所有臣民都必须接受文明的生活方式。他费心改造星期五，教他如何炖煮和烤制羊肉，悉心传授耕种、烘焙等文明技艺。星期五彻底戒掉了吃人的习惯，并表达了对文明的认可，以及文明相对于野蛮的优势。鲁滨逊曾与星期五谈及乡愁，并且问他：倘若重返故土，他是否会复归野蛮。星期五的回答很坚定，他不仅不会重新变野，还要做文明的使者，向族人传授文明的生活方式。“星期五告诉他们做好人，告诉他们祷告上帝，告诉他们吃谷物面包，牛羊肉，喝牛羊奶，不再吃人。”
（同前，246页）
文明优于野蛮，这是无可争议的普遍真理。文明的优势足以超越宗教与种族的分歧。所以，老野人无需像星期五一样经历改造过程，比较文野间的优劣，而是直接接受文明洗礼。救下星期五的父亲和西班牙人后，鲁滨逊招待他们的第一顿饭吃得非常讲究，仪式感十足。
鲁滨逊先是命令星期五“从羊圈里挑了一只不大不小的一岁的山羊宰了，把后半截砍下来，剁成小块，让星期五去煮炖，汤里加上些大麦和大米，做成了十分美味的羊肉羊汤”。然后，鲁滨逊为他们“摆了一张桌子”，坐下来，有说有笑，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餐
（同前，265页）
。这无疑是荒野中的文明盛宴。文明的富足、雅致、慷慨在这一刻得到充分绽放。它超越种族、语言和信仰的差异，向新来者展现美好的生活图景，将这些素昧平生的人凝为一体。在此之后，他们达成共识，一起开垦土地、耕种庄稼，一边迎接受困于野蛮部落的西班牙船员，进一步壮大这个文明的共同体。
确实，借助鲁滨逊与野蛮人的相遇相交，笛福也表达了他对文明与政治的思考。不同于生存的恐惧与道德的恐惧，文明的恐惧和焦虑是鲁滨逊迈进政治社会的契机和原因。当然，只有在克服了生存的恐惧与道德的恐惧后，鲁滨逊才能应对文明的恐惧，以政治的方式化解文明的焦虑。生存、道德与政治代表了鲁滨逊荒岛生活的三个阶段，也是人性在不同层面的展开。所以，文明植根于普遍人性，奠基于人类的才智与勤劳（鲁滨逊在荒岛上无休无止的劳作）。文明能够超越宗教与种族差异，促进人的联合，塑造新的秩序。易言之，在鲁滨逊的王国中，文明成了最高的政治原则：人们因文明而凝聚在一起，王国成员既为安全而战，也为文明而战。鲁滨逊终于摆脱了孤独的生活，进入了政治社会（civil society）。他有了武装，也拥有了守护文明的力量。他的王国既是文明结下的果实，也是保卫文明的堡垒。在某种意义上，鲁滨逊是时代精神的化身。在笛福的时代，商业社会兴起，封建社会瓦解，人们感受并体认着文明的脉动。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分析了现代文明的演化脉络。他也强调：国家智慧的一大职责在于，建立常备军，防范野蛮社会威胁，保卫文明。
二
《文明的追求》展现了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对文明的焦虑。基思·托马斯发现，自十八世纪后期以来，civility与civilization分道扬镳。civility意味着“良好的礼仪和公民素质”
（第6页）
。civilization既可以指文明化进程，也可以用来描述开化之人在文化、道德和物质等各方面的状态。civilization“这个词被广泛使用，带着无可质疑的优越感，暗示‘文明’国家是人类社会最完美的典范”
（第7页）
。在十九世纪，欧洲国家试图确立国际社会的“文明标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最新版本的国际法（
ius gentium
）原则。“如果其他国家未能达到这一正式标准，国际法就拒绝承认它们为主权国家，并允许外部势力干涉它们的内政。”
（同前）
于是，西方的文明观念逐渐走进了傲慢的歧路，变得单一、封闭、狭隘，也导致了残酷的种族屠杀和政治迫害。“以欧洲为中心的单一文明标准，表现出对其他文化行为准则的‘蔑视’。炒作西方优越感的概念，并在‘文明化传教’的名义下，西欧诸国对其所认为的‘野蛮’民族展开强行殖民和商业剥削，从而向全球落后地区输出欧洲的法律标准和治理标准。”
（同前）
这一傲慢的文明观念重新划定了人类社会的界限，最终导致了二战中对犹太人的屠杀，以及战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敌视政权者的无情迫害
（323页）
。
基思·托马斯站在历史的荒原里，在观念的草丛中检索着现代危机的思想源头。他仿佛历史荒原上的鲁滨逊，在观念的世界里劳作，守护文明人的体面，警惕文明礼仪（civility）可能遭受的威胁。civilization的概念仿佛就是那野人的脚印，让基思·托马斯恐惧不安。在基思·托马斯看来，civilization打着文明的旗号，却带着野蛮的气息：对自身文明标准的傲慢，以及对外族“文明教化”使命的迷恋最终酿成历史苦果。所以，我们要在观念中刺破傲慢的文明幻觉，返回英国现代早期的风俗与礼仪，找回并弘扬civility的本义，防范civilization带来的潜在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