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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80年代，的确和电视画面一样绚烂多彩，但他们还不是舞台上的主角。
乡镇企业四大天王——大邱庄的禹作敏，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横店村的徐文荣，身兼党支部书记和乡镇企业法人双重身份，是一个村或庄的“教父”。
步鑫生在车间，与工人一起研究新产品的剪裁方案（1984年6月11日）。
新华社记者 戴纪明 摄
比他们更出风头的，是浙江海盐衬衫厂的步鑫生。时代的高光，打在这个敢砸“大锅饭”的厂长身上，即使是鲁冠球登门，他也无暇接见。无数场全国巡回演讲，如同现在疯狂的粉丝见面会，“你砸我牌子，我砸你饭碗”的口号响彻全国。
万物苏醒，肆意生长，录音机中飘出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仿佛个体自由伦理的“我在”呢喃，弥漫着一种无坚不摧的颠覆渴望和哲性魅惑。
喇叭裤子像裙飘，花格衬衫扎外腰，蛤蟆镜上贴商标，头发烫的像羊羔。
1982年1月，上海最大的一家理发店——南京理发店新添置了26台大型落地吹风机。每天这里接待250多名女顾客烫发，星期天增加到350至400名。新华社发
渴望冲破束缚的城市青年，用奇装异服彰显个性；而在偏远的农村，泥泞求存的小人物，则引爆着一个又一个改变中国的大事件。
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巨大的风险按下红手印；在家门口卖纽扣、拉链，遇到打击投机倒把就慌忙躲起来的章华妹，成为中国第一个合法个体工商户；一个炒瓜子的“傻子”年广久，给改革出了道难题，雇12个人，算不算剥削？
这些来自社会边缘和底层的小人物，随着潮水的方向行至浪尖。他们没看过高深文件，没学过改革理论，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构成了他们敢为天下先的全部动力。
他们是宏大构想中的人间烟火，用行动，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初心，以及，改革的力量来自何方！
到1984年，年广久瓜子厂雇佣人数已超过百人。面临牢狱之灾的他，被邓小平点名保护，“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有人大喊着报信，“傻子不得了了，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那一年，邓小平已步入耄耋之年，但老人的一句话振聋发聩，惊醒无数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被确立，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无数愿意用双手创造财富的“傻子”，一头扎进神秘莫测的“海”，开始了一场改变命运的探险。
已届不惑的柳传志，终于忍受不了每日看报的生活，怀揣中科院的20万投资，开了一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
没什么生意，柳传志就摆摊卖起了运动裤衩和家用电器。他把钱缝到裤子里到处进货，“倒爷”之路并不顺利，很快，就被一个女人骗走了14万。
33岁的王石，却已是玉米界资深“倒爷”，他筹建了一个奇怪的公司——“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公司做了一个硕大的霓虹招牌，到了晚上，艳光四射，每个夜间进出特区的火车乘客，都会多看几眼。四年后，公司改名万科。
为了给华远赚出注册资本，任志强倒卖了80多台电视，赚了30多万。之后，他从银行申请了几百万的贷款，南方采购、北方销售。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1978年至1984年，六年的积攒，让改革的潮水，掀起了第一次全民下海的巨浪。
23岁的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因为那里“人人都觉得能干，却什么都不干”。
在惠州，27岁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与香港人合录磁带，未来的TCL发出了第一声。
在广东顺德的容奇镇，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但已过半百的潘宁，凭借手锤、手锉、万能表等简单工具，硬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
数年后和潘宁共同成就“北海尔南容声”传奇的张瑞敏，正顶着压力，接下已经亏损147万的街道小厂。新官上任的他，气愤地烧了“第一把火”—— “不准在车间大小便”。
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国企迎来大放权。两件事得以明确，一是厂长负责制，另一是，可以贷款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这让褚时健眼前一亮。在昆明一个申请贷款的会议上，他把自己的总工程师拉出会场，飞奔到一个小饭馆，没笔没纸，就用筷子蘸着碗里的米汤算账。当米汤汁铺满了大半张桌面时，两人飞奔回来，当众报出了一个当时看来的天文数字——2300万美元。自此，玉溪烟厂全部换成国外一流设备，换道超车。
此后的褚时健，一路开挂，远处的哀牢山，他只是一瞥而过。
新东方“三架马车”当年尚无踪影。俞敏洪站在北大礼堂某个角落，看校团委文化部长徐小平和艺术团团长王强，在舞台上闪耀光芒。
激情燃烧，潮水奔涌。1984年创立的企业，许多至今仍星光熠熠，若干年后，这一年被很多人称为“中国企业元年”。
几个年轻人，闪身而过，勾勒命运的细节。
10岁的刘强东，因为第一次看到了电灯而心潮澎湃。
第三次参加高考的马云，总分还是差了5分，被杭州师范学院破格升入外语本科专业。
在西安上大一的周鸿祎，编了一个小程序在电影院门口“科学算命”，赚到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块。
初二的马化腾，举家迁到了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