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先生叩响的这股音律，似乎时刻提醒着我们，从传统到现代，“创造性转化”之余，更须知“消耗性转化”。论“创造性”，可说是一种向前向新的考察，而言“消耗性”，却带有“共时性”观测的意味，关注的是思想消长过程中的“胜利的背面”。虽然E. H. 卡尔早就有过“历史是由胜利者所书写”之类的论述，但王先生似乎更倾向于以赛亚·柏林的“万物有本然”角度，注重于“顺时序”思想变迁过程中的升降、流转，从而发现“逆时序”的推演认识过程中所遮蔽掉的、被价值立场扫入边缘的人物、话语、思想，突破“现在语境”下观看历史的蔽碍。这并不是重构一种新的线性历史，而是期望从“消耗性”的重新发掘之中，梳理出不同层次思想的竞合，创造出突破线性叙事的空间。由此而论，思想、历史虽总是随着世间变动不停，已经变动了历史中所消耗、消逝掉的，便构成了需要重访重审的“低音”。
虽逻辑上不难理解的此间思路，但困境恰在于“价值”与“事实”的混淆搅动。这不是近代转折期所独有的现象，价值凌驾于史实，于古代史学之中亦屡见不鲜。以我熟悉的宋史而言，宋末元初周密曾言“《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
（《齐东野语·自序》）
，承载“以类求人”诉求的国史，因两宋政局之变动而反复改写，不同立场、党派试图参与事件记述、人物臧否的价值争斗之中，由之而留存的“历史”之于宋代历史间距离相距几何，则不难想象。
记得汤显祖五十岁左右曾有治嘉靖、隆庆史之志，偶然遇上位奇僧，却劝告他“以笔缀之，如以帚聚尘，不如因任人间，自有作者”
（《玉茗堂尺牍·答吕玉绳》）
。时间拉长固然能扩展历史性距离，消解时代对于史家、史学的直接影响，然而就像章士钊所言“新时代云者，决非无中生有天外飞来之物，而是世世相承，连绵不断”
（《新旧》，《甲寅》第一卷第八号，1925年9月5日）
，每一世代谈论历史都难以脱离“现在语境”的价值认识之限，陈陈相因又消耗、复兴、竞争。柳诒徴曾对夏承焘说“治宋史当搜宋以来关于宋代史事”
（《天风阁学词日记》，1934年11月27日）
，其意大约也是每一“现在”皆有其时代价值下的“事实”，最终落于当下的是史迹流转、消耗转化后的取向。长久历史演进中混淆于其间的价值与事实，则往往因太过熟悉而不易自觉。
近代史学较之传统史学更趋复杂，古今之外复有中西。王先生多次提到史学之分、学科细化的问题，著作与伦理分作二途，在西方化的笼罩性影响下，身处于“中西两辆相向而行的列车之间”的不同学者，各以其立场论史。柳诒徴曾说，“古人之治史，非以为著作也，以益其身之德也”，近代的新派学者论史学往往发扬其中“疏通知远、属辞比事”的一面，试图以传统中的记述之学贴合现代客观的、科学的史学，对于史学之于“为人”一面往往忽略
（《国史要义·史德》）
。从史学而论，在近代西学的冲击下，传统史学混搅一体的“价值”与“事实”被整齐地割裂开来，史学亦被削弱了本然之价值。因此，在近代变动之际，史学的现代化是一条清晰的客观化线路，而在“胜利背面”却暗含有另一层申述价值的趋向，就像讲座主题陈说的谭嗣同、王国维、刘咸炘为人所忽视的面向。
关注“消耗性转化”，便是从转化的过程之中，寻访那些受现代“价值”、话语、思维体系影响而隐退的潜流。但值得注意的是，“重访”并非“打碎”或“革命”，就像王先生在讲座一开始所声明的那样，“绝不是要复古”。因为许多近代东西方的“思想武器”进入以后，确然将很多过去习以为常而不自知的历史发掘出来，像“君史”与“民史”、公例与进化，乃至争论不休的历史分期论等等，皆为当时审读历史提供了必要而有益的视角。但是，“进步”“转化”带来意义，并不等于淡化、遗忘的潜流不再具意义，更何况身处于历史场域之中的个体皆为“有限理性”，不能夸大“历史理性”，而忽视转化所具有的或然率，暗示着人类思想的其它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