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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金融债券的日益扩容，金融机构的债务/GDP杠杆率从2005年的11%上升到2015年的23.64%，其中2012~2014年稳定在17%~19%，2015年较2014年出现了明显上升。
但就主体看，
相比欧洲小国，中国政府及央行综合实力足够强大，当好“最后的兜底人”责无旁贷，爆发大规模信用风险的可能性较低，不会出现类似欧洲的问题。
本节摘自姚余栋、周健男、金海年《避免企业债务陷阱需要果断“空中加油”》，原文首发于2014年5月12日《中国证券报》。姚余栋、周健男为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金海年为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研究员。
上世纪90年代加杠杆。
上世纪80年代初，国有企业负债率普遍不到20%，但经过10多年累积，到90年代中后期升至80%左右，其中国有工业企业接近90%，以至于相当一批国有和民营企业陷入资不抵债、资金链断裂的危机之中，而且形成了以“三角债”为主要特征的独特的企业债务结构。
1998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达到了64.26%。为应对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进一步增加了杠杆。
到2000年至2001年，国家不得不采取破产核销呆坏账、债转股等“外科手术”，以及通过上市公司增资扩股，债务杠杆率重新回落。
2001-2007年的去杠杆。
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各行业领域发展迅速，经济发展带动了融资需求，从2001年到2003年出现了明显的加杠杆的过程，2004-2005年杠杆率重新回落调整。这个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加入WTO后的增长红利。与此同时，政府也成功地降低了自身负债，根据国民经济核算账户的资金流量表数据估计，政府投资的出资比重从2003年的21%降至13% 。
2006年企业杠杆率再次回升，经济初现过热的苗头。2007年，国家开始关注通胀风险，杠杆率重新回落到2001年水平。
从2001年到2007年，快速的信贷扩张并未导致过度杠杆化。所以说，
我国有“通过增长去杠杆”的成功经验。
2008-2011年对抗危机的加杠杆。
由于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我国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使得2008-2010年我国杠杆率历史性的攀升，并在2010-2011年小幅回落。2008-2012年，我国企业负债占GDP的比重从95%上升至125%，A股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由53%上升至60%。
产能扩张是以负债率提升作为基础的。2008-2012年，我国企业负债占GDP的比重年均上升约6个百分点
，而地方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年均上升约1.36个百分点，企业债务增速是地方政府的4.4倍。
后危机时代的杠杆周期。
经济增速放缓，产能严重过剩，导致企业负债螺旋上升，造成了2012年-2013年直至目前的杠杆率新高涨阶段。
在高负债的基础上，目前企业债规模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对945家大中型上市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这些公司的债务从2008年12月到2013年9月暴涨了160%，从1.82万亿元增至4.74万亿元。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在各个行业中，中国电力和建材企业是所有行业中杠杆最高的，截至去年9月底，这两个行业的债务均是股权的两倍。
由于杠杆率随刺激政策的乘数效应和我国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的缺陷，债务不断向国企集中，成为此轮杠杆周期的新特点。从贷款和债券数据方面看，我国企业部门债务的绝大部分来自国有企业负债，占80%左右。
中国企业杠杆率过高的原因有四个：1、企业融资方式单一，偏重于债权融资；2、国有企业承担了地方政府的部分融资任务；3、我国国企运营缺乏完善的责任体系，国企容易产生更多的融资冲动，破产概率很低，不易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4、我国储蓄率在全世界仍处于较高水平，这对投资形成一定支撑。
我国经济以高投资、高负债的模式维持高增长，高增长容易掩盖了高负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