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个家庭曾经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那时候两个孩子还小，陈浩在做手工香肠的生意，做好的香肠都要用保鲜膜缠起来，孩子们都争着帮他干活。每天天不亮，陈浩就要出去送货，等天亮以后回来，孩子们已经准备好了饭，端到身边让他吃。
陈浩对两个孩子也好，陈嘉琦还在私立小学读书的时候，他总带着东西往学校跑，后来学校里的人都认识他了，一看见他出现在门口，就说，陈嘉琦的爸爸又来了。
陈嘉琦九岁的时候，父母离了婚，妈妈跑到两个孩子面前告诉他们，以后妈妈不管你们了。奶奶告诉她和弟弟，妈妈要走了，你们快哭，别让妈妈走。弟弟扑腾跪下就哭了，陈嘉琦不哭，死死地站着。她性子像爸爸，犟，不听话，有什么事死撑着。
妈妈还是走了，在县城里又结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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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以后，爸爸不让妈妈去看孩子。
有一次，孩子病了在学校卫生所输液，妈妈挺着怀孕六个多月的大肚子去看，结果被奶奶拦在门口，带的东西都摔在地上。在两个孩子的记忆里，母亲总是缺席的。上中学的时候，妈妈在学校门口看见了弟弟，喊他的名字，结果他吓得一溜烟跑了。
而爸爸则是家里的权威，小的时候，爸爸每周都要和他们两个坐在一起聊天，往往是爸爸讲道理、姐弟俩听着。除了说教以外，爸爸很少平等的和他们有什么交流，记忆里也从来没有夸奖。
那时候，陈嘉华班里只发了条两红领巾，他是其中一个。等回家高兴地告诉爸爸，爸爸问，“老师为什么给你发红领巾？”陈嘉华说了一大堆，他表现好、听话，结果爸爸说是“因为老师看到你的脖子黑，像轴承一样，他看到了吃不下去饭，给你红领巾让你把脖子围起来，看不到，就可以好好吃饭了。”
在家里，没有人关注陈嘉琦。我问陈浩，“姑娘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他想了想，“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我问弟弟，“你喜欢你姐姐吗？”
“不喜欢。”
“会和你姐姐说知心话吗？”
“不说。”
“姐姐不在了你是不是特别慌？”
“都是平常的样子。”
“心里也没担心？”
“那是有点。”
“你有问过姐姐为什么离家出走吗？”
“她都说‘你管呢！你不要管。’”
“姐姐在家和不在家的区别是什么？”
“多个人。”
初中的时候，陈嘉琦想去县城一中读书，差了三十多分，爸爸找关系把她送了过去。结果成绩不怎么样，反倒被人欺负了。
有次学校放假，陈嘉琦一直没回来，爸爸找不到她，情急之下报了警，后来在同学家找到了。爸爸着急，夜里九点多，把她拎到街上就打，打得特别狠，同学跪下来求他，“叔叔你别打了，她不想上学，学校总有人欺负她。”
“你不能告诉老师吗？”陈浩问。
“告诉的话还会被打。”
陈嘉琦说她不想去上学了，但爸爸要求必须得坚持到初中毕业。
到了三月底，陈嘉琦就不去学校了。她瞒着爸爸，整天在网吧上网、看电视剧，到了周末就说要去同学家写作业，一直瞒到了5月失踪的时候。
陈嘉琦至今都非常抗拒谈论学校里的事情，她否认了自己曾经被人欺负，不想上学也只是因为“同桌不读书了，觉得上学没有意思”。她拒绝再和过去学校里的朋友们联系，交的新朋友也都是那些不上学不工作的人。
学校老师则说，如果陈嘉琦真的被人欺负了，“班主任应该知道，当时应该帮她处理了”，事实上，我试着联系她中学时期的班主任邓翠萍，去了办公室几次都没能见到她，所有的电话都被挂断了。在短信中，我表明了来意：“现在嘉琦不上学，她爸爸很着急，希望能联系您找找之前的朋友劝劝她。”也没有回音。
当然，这倒和班里其他学生的情况相符——初一刚开学，班里有七十多个人，后来有的不念了，有的转班了，初三正常高考的只剩下四十多个。除了分数以外，班主任不给他们倾注多余的关心。
我去找曾经带过她的几位老师，只有一位老师在听了陈嘉琦的名字后絮絮叨叨讲了几分钟，说她是个内向的姑娘，话不太多，成绩处在中下游，没什么出彩的地方。聊到后来才发现，他说的那个姑娘比陈嘉琦大了三届。
“喜欢邓老师吗？”我问陈嘉琦。
“不喜欢。”
“喜欢小学的老师吗？”
“差不多。”
“小学成绩好和老师有关系吗？”
“有。”
“那个时候还挺喜欢学习的？”
“嗯。”
孩子丢了以后，陈浩到处找孩子，也报了警，可派出所也没那么多人，不能跟着他满大街找孩子。
有次，有人告诉他，嘉琦就在县城的宾馆里，陈浩马上骑着车赶过去宾馆里找孩子。
还有一次，听说孩子在邯郸，陈浩、孩子的妈妈和另一个同被控制的孩子家人，四人一起打车去了邯郸，花了四百多块，司机开车一直绕路，就是不肯上高速。陈浩着急，加钱让司机从高速走，想着能快点去救孩子。晚上八点多到了邯郸，绕了一圈，什么都没找着。
这是他离陈嘉琦最近的两次，孩子依旧没找着。直到9月7日，陈嘉琦自己跑回来。
陈嘉琦回来以后，邯郸团伙、永丰村团伙的两个主犯分别判了十二年、十年零十个月，其余八个从犯各判处了拘留和罚款，没几天全放了；派出所负责这一案件的队长也受到了行政记过处分。但陈浩觉得这还不够，对方应该被降职。他实在咽不下去这口气。
2016年初，陈浩托远房亲戚找了个相熟的律师，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来找律师一次。律师告诉他，公安已经处分，法院也已经判决，再追责很难，建议走民事诉讼争取赔偿，陈浩不愿意。
后来，也没和律师商量一声，陈浩就直接就跑到北京去上访了。2016年3月去了一次，2017年又去了一次，舍不得一百多块钱的住宿费，在北京的晚冬，缩在胡同里挨了一夜，最后，还是县里的人把他接了回去。
7月，陈浩买了电脑，花了1600块，再加上500多一年的宽带费，这是他近一个月的工资了。他在电脑上找记者的联系方式，16开的纸张，订成了一厘米厚的一本子，记者们的电话、QQ、邮箱，按名字、单位、联系方式依次排好，一页四十多个，杂志、报纸、公众号全都有。
有了联系方式，他开始挨个给记者发消息，等着人家来报道女儿的事儿，希望能推动案子重审。
陈嘉琦则抗拒媒体。因为媒体来了，村子里的人就都知道了她的事，出门的时候，她总是觉得有人在自己身后指指点点，“说我被卖了，陪着别人睡觉这样的话。”还有人专门告诉她弟弟，“千万别学你姐姐那样。”
2016年底，有记者从北京过来，陈浩带着记者来家里，当天正好赶上女儿的生日，他买了个蛋糕带过去。进了房间，看见陈嘉琦正躺在床上，他高高兴兴地迎上去祝女儿生日快乐，陈嘉琦却没什么反应，就说了句“放这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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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陈嘉琦聊天的时候，我意识到她抗拒回忆，也没再继续问。临走时，陈浩紧张地问我，“今天采访的怎么样？”我告诉他，“女儿比较抗拒回忆，这块就不问了。”“那哪行，你们报道，该问就得问。”陈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