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如果这么解释“义庄”的出现，就太简单化了。任何真正重要的社会创新，都不可能是因为人性的某个优点和缺点，也不可能是因为某个聪明的大脑袋的灵光闪现。道理很简单啊：人性是长期不变的啊，聪明的人也是历来都有的啊。那为什么这个事儿，早不出，晚不出，偏偏现在就出了呢？
一个创新，虽然创新者本人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创新条件的成熟。
回到范氏义庄这个创新。首先一个条件，是从隋唐到宋朝，科举制渐渐完善了，像范仲淹这样苦孩子出身的人，也有机会当官了。那这枚硬币的反面就是：原来的士族社会崩塌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个人牛不牛，不看你是什么博陵崔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这个氏那个氏，都不如你能通得过考试。
原来是只有高门大姓的士族，才会以自己的家族和血缘自豪，现在普通人也可以了。所以你看，原来当皇帝的家族，多多少少都要给自己的祖宗编个故事。汉高祖刘邦说，自己是龙的儿子。唐高祖李渊追认老子李耳为祖先。宋真宗也搞了这么一出嘛，我们以前介绍过，活活给他们老赵家编了一个祖宗，叫赵玄朗。
但是你看，这个风气也就只到宋朝，往后就没了。明朝的朱元璋，就不搞这一套，我老朱家出身贫寒，没有显赫的祖先，那又怎么样？我白手起家，挣下这份家业，那才光荣呢，那才真是光宗耀祖呢。我们在1025年那期节目里也讲过，宋朝编的《百家姓》还要把皇帝和显耀家族的姓编在前面，赵钱孙李嘛。但是后来明朝和清朝就懒得改它，赵钱孙李就赵钱孙李，又怎么样？排在前面能说明啥？你看，家族不再是一个人行走江湖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了。
那好，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在宋朝，中国进入了科举社会。个人决定家族，家族为个人提供支持，平民通过考科举，实现阶层跃迁。那怎么能确保既得利益者可以巩固既得利益？在家族还有资源的时候，怎么想想办法，能让家族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范仲淹的义庄，其实就是这个挑战的解决方案之一。这个挑战出现在宋代，所以解决方案也只能出现在宋代。
义庄在宋代才出现，其实还有一个背景。
中国的农耕社会，从很早开始就聚族而居，家族是很重要的共同体，这可不是宋代才有的现象。那以前的人为什么就不想着给家族置办一些田产，设立一个永续存在的基金呢？
不是宋代之前的人不聪明，而是宋代之前没有这个选项。
宋朝有一个特点，叫“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简单说，就是土地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这么说起来简单，但是我们这代人其实都知道，让一个市场能交易，尤其是土地这么复杂的商品，大家都能放心交易、频繁交易，那得有一个庞大、精密的社会基础设施才行，法律、文化、人才、机构，都得齐备，市场才能繁荣。
你可能会说，那此前的汉朝唐朝，土地就不能买卖了吗？要么怎么朝廷要抑制土地兼并呢？对，此前可以买卖，但是私有产权的保护制度，远远没有宋代健全。我举个汉朝的例子，你感受一下。
中国的古诗词中，经常会出现一个词叫“五陵”，比如李白的《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里“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听起来，这五陵年少，这些小青年就是一帮有钱的败家子、浪荡子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人群呢？其实，五陵是五个汉朝皇帝的陵墓，比如汉高祖的长陵，汉武帝的茂陵等等，一共是五座。那个时候的皇帝，一旦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就要移民在附近建一座城，将来为皇帝守陵。
移了些什么人来呢？不是受压迫的穷人，而是富人和豪强。你们不是有钱、有地吗？得嘞，朝廷让你们搬家。钱可以带走，地就留下吧。那你想，这些富人到了新家，也就是五陵，什么心态？手里虽有浮财，但心中没有未来啊。皇帝一句话，他们的财产就被剥夺，就被像牛马一样赶来赶去，没有未来的人，可不就容易纵容子弟成为浪荡青年吗？所以，唐伯虎有一句很有名的诗说：“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任你多大的英雄豪杰，在皇权面前，什么都不是。
在这样的时代，同宗同族的人是会互相关照，但是大家不会想到要设立一个基于土地的信托基金。富人可能还是会置办田产，但那也就是及身享乐而已。一个家族从长远考虑，是不会把土地当成是保值增值的资产的。天知道再过几十年，这些土地还不是我的？
这么一对比，你就知道了：
都说宋朝市场经济繁荣，那市场繁荣的基础是什么？是产权和交易的保护制度健全啊。那市场繁荣的结果是什么？是让土地成了靠谱的、可信赖的资产啊。
所以，到了北宋的巅峰时代，宋仁宗时期，范仲淹才会想到：我拿出自己的积蓄，给苏州范家置办一些田产，这不就让范家子孙永远免于冻饿之苦了吗？我们今天看起来如此简单、如此天经地义的一个办法，其实出现得并不容易。中华文明运行到宋代的时候，这个创新的条件才终于成熟了。
好，下一个问题又来了：范仲淹首创的义庄，为什么能够延续那么长时间呢？1049年创立，1949年结束，那是整整的900年啊。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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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为什么要设立“义庄”的时候，范仲淹讲过一段很深情的话，他说，我们苏州范家人很多啊，从我的角度来看，那当然是有远有近，但是从我们祖宗的角度看，那可都是范家子孙。我要是独享富贵，不管宗族里的其他人，将来我怎么有脸到地下去见祖宗？
你看，范仲淹不只是想在活着的时候仗义疏财，他的想法很有超越性，他是要站在祖宗的视角，站在千秋万代的时间尺度上，想着怎么才能关照到整个家族。所以，义庄这个事，起手就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事儿。
范仲淹还真就做到了。范家的义庄整整存在了900年。很多研究义庄的资料都在说，范仲淹很了不起，制度设计怎么怎么棒，所以才有这样的成就。
但是我想说几句有点扫兴的话：这事可能真跟范仲淹的制度设计关系不大。
义庄是一个机构，一个机构要想穿越时光，是有很多大坎要过的。
比如第一个，
战争
。范氏义庄是1049年建立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距离北宋灭亡，也就不到70年了。靖康年间，一场大乱，范氏义庄实际上也就毁了。范家族人星散各方，人走了，房子自然也就被新来的人占据了，义庄的田租也没人收，打下来的粮食也没地方存放。
这种国破家亡级别的动乱，怎么可能通过义庄的制度设计来对冲风险呢？
举个现代的例子。晚清的时候有一个官商通吃的大能人，叫盛宣怀，号称“中国实业之父”，也是当时的中国首富。他1916年去世的时候，就做了精细的制度设计。把1000多万两银子的家产一分为二。一半，给子孙分掉，另一半，成立了一个“愚斋义庄”。你看，这是上承范仲淹开创的义庄传统，外加西方信托基金的法律制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