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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霖看来，自己如今经历的，很可能就是20年后，下一代因政策而批量出现的独生子女所要面临的。她因而分外体谅儿子：“我以后要是老年痴呆，送养老院，一点儿都不要含糊。”丈夫也说，坚决不要再给下一代添负担。
丈夫的父亲在峨眉山脚下的养老院住，一个月2000元钱，有人给送饭送药，洗澡洗衣，周霖一家每月都会去探望。“很多人不理解，好像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是不孝、大逆不道。但没有这个（照顾）能力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把他交出去。”周霖神情严肃。
根据卫计委等部门的指导意见，国家养老服务的基本原则是：对多数老年人，以社区和居家养老为主 ；对有需求的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以机构为依托，做好康复护理服务，着力保障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
2015年5月，周祎回国，召集所有人为外婆制定了特殊护理方案。考虑到老人常年独自生活的习惯，两代人举全家之力又买了一套房给老人住，与周霖家只隔一栋楼。此前周霖给周祎买的婚房也在同一个小区。周祎觉得母亲很有远见：“可以相互照应，也不会说太近，住在一起产生代际冲突。”
说起照应，他想到的总是外婆。与父母早早为自己做好打算不同，他总觉得父母还没老，也没有正儿八经地考虑过如何照顾的问题。“也不知道该怎么计划。我只能跟他们讲，你们现在就是要把身体弄好，你们要吃保健品，我去给你们买……你们身体好了，我就轻松一点。”
如今照顾外婆主要还是由母亲负责，他少有压力。父母开明，住得又近，他对未来也没有太多担忧。想到背井离乡去大城市打拼的独生子女，周祎感慨自己幸运：“这种事他们肯定是需要权衡（是否回家照顾老人）的，有可能回家的话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周祎在陪外婆做手工贴画，他每天晚饭后都来看望外婆。简单的手工和益智活动有助于锻炼大脑，控制外婆的病情。 采访对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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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想在她身边”
说到“需要权衡”，何倩正在苦恼中。
她刚在上海交了买房的首付，拍到车牌。待了十年的公司即将上市，丰厚的回报近在眼前。2002年大学毕业后到上海奋斗至今，一切眼看着要走上正轨了。
命运让她措手不及。2015年底，母亲突发脑梗，待病情好转回了家，就再也想不起要给女儿打电话。
身在异乡，电话是传达亲情的主要媒介，尽管可以打回去，但在何倩的感觉里：“突然之间，母爱就停止了。”
事情比她想得更坏。2016新年伊始，母亲的短期记忆越来越差，何倩飞回昆明带母亲去神经内科检查，确诊为血管源性认知障碍。
医生说，平均寿命还能有4年左右。何倩觉得天都要塌了：“我妈才60出头的人，怎么会那么快？！”
父亲受打击更大，总是一遍遍对她说，母亲在脑梗一周前还好好的，整天参加各种活动“不着家”。“他没有说他‘受不了’，没有说这三个字，就是春节那时候天天对着我哭。” 何倩想起来就心酸。
那是个噩梦般的春节。父母睡觉后，何倩关了灯，静静躺在冰凉的地板上。“整个人已经麻木了。我就要这样躺着，好像自己飘在空中的感觉，放弃了，对我自己不做控制了。太难受，受不了……”
节后回上海，车里放着古典音乐，她开始默默流泪，渐渐哭出声音断断续续的，到后来压抑不住地往外溢，最后干脆把车停在路边，嚎啕大哭，直到喘不过气也睁不开眼。
这还不是最坏。5月，母亲晚上起夜时脑梗第二次发作，摔了一跤，右脚踝骨骨折。此后走路、站立日渐困难，半年后终于卧床不起。
早在春节期间，何倩就把昆明的养老院都跑了个遍，始终觉得不够满意，又请人上门护理，每月4000元。但母亲觉得家里来了陌生人，没有安全感，总是凶，让他们滚。护工不到一年就换了7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