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就逻辑结构而言，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科研部主任韩庆祥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归纳，与《读本》一书更为接近。
韩庆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总方略。
“它们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目标的关系，我概括为‘一体两翼’。” 韩庆祥说，“‘一体’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翼’就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韩振峰的归纳更加概括。他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归纳为：一条主线（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一百年”目标、三个价值引领（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新发展理念。
他说，这五个方面一环套一环、一扣连一扣。有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就要进一步明确这条主线的指向，即实现“中国梦”；有了这个目标，就必须明确实现目标的价值导向，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价值引领，还要进一步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重点，这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这个战略布局，要靠五大新发展理念。
不论哪种归纳方式，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已为大家所熟悉。2016年7月，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文章中写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发展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都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基础性、标志性的重要思想、重大战略，是构成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四梁八柱”。
同时，黄坤明还在文章中强调，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之中。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阐释了“中国梦”概念。图/新华
战略思维的形成轨迹
治理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并非易事。习近平在会见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时，不少人感慨地对他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治理呢？
对此，习近平曾说：“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不少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均表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善于统揽全局，以长远眼光看问题，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趋势和方向，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习近平上任后，在治国理政方面不是零敲碎打，也不是修修补补，而是体现出了鲜明的‘三整’特征，即整体思维、整体谋划和整体战略。”
也有一些学者把这一特点总结为具有战略思维，并加以论述。比如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2016年5月就曾在《学习时报》头版上发表长文，专门论述习近平注重运用战略思维治国理政。
在这篇题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想》的文章中，何毅亭写道：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由56个民族结成的中华民族要实现民族复兴，一个有13亿多人口、幅员960万平方公里的东方大国要保持长治久安，没有战略谋划和战略构建是不可想象的。
他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从确立战略愿景到构建战略布局再到推动战略合作，从筹划战略决策到实践战略部署再到坚定战略意志，无不体现了习近平的战略思想。
2012年11月29日，中共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在参观过程中，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此后，习近平又在国内外很多重要场合，对“中国梦”进行了深刻阐述，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上来。
统一思想后，习近平秉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从制定“八项规定”开始，中央政治局带头，一手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手抓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改善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
接着，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上，制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这两个被称为“姊妹篇”的纲领性文件，把国家治理包括依法治国问题提到了改革总目标的高度。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2014年12月在江苏考察调研时，又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并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把这“四个全面”定位为党中央的“战略布局”，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战略。
在李君如看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全局思维、战略思维。他说，这既是破解治国理政时代难题的战略布局，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布局。
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韩庆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领导干部开展工作一般有两种基本思路：一种是相对注重眼前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显绩”，另一种是相对注重破解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潜绩”。
“显然，习近平更重视第二种思路，敢于直面并注重破解难题，化解矛盾。”韩庆祥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就是从对问题的高度关注来切入和突破的。
“从党的十八大后开启的反‘四风’到应对‘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问题倒逼改革’，到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五中全会提出并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都贯穿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他说。
在韩庆祥看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总体上是围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然后确定目标并为实现目标精准发力而提出来的。“问题导向、目标指向和精准发力，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生发地和生长点，也是其逻辑起点。”
除此之外，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也被认为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特点。
2012年11月，习近平刚当选总书记后，同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一道与中外记者见面时，就在讲话中提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不久，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他又明确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这是从执政党前途命运的高度强调人心向背、人民拥护的重要性。
在对“中国梦”的阐释中，这种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大众代言的立场体现得更为鲜明。他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习近平还把人民立场提升到执政理念的高度。他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记者专访时，明确讲道：“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
“由此可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是他在治国理政中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李君如说。
他认为，不论是战略思维，还是问题导向、人民立场，都表明中国正在有针对性地破解国家治理中的种种难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治国理政方式和治国理政能力。
2016年5月18日，福建省福州市纪委党员干部在新修复开放的中共福州市委旧址参观。中央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后，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认真领会中央精神，迅速传达中央要求，联系实际精心部署。图/新华
“发展起来”的时代背景
一个领导人有一个领导人要解决的时代课题，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要完成的时代使命。一些理论工作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提出，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息息相关，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顺应世界历史和时代潮流的理论应答。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至2013年的35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发展，平均年增长速度高达9.8％。到2013年，人均GDP达到6700美元，中国整体上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经济连续高增长35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创造了历史。”汪玉凯说。
但他认为，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积累的问题也同样严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比如，中国经济经过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下行压力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迫在眉睫；同时，由于分配制度不合理、机会不均等，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兴风作浪，导致社会的整体利益格局被扭曲。
在汪玉凯看来，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大现实是：一方面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风险和挑战。
美国华裔学者熊玠曾在《习近平时代》一书中披露，晚年的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问题有着敏锐的感知。一次，他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说，“（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如何解决发展后带来的新问题？这一时代命题，后来也被熊玠称为“邓公之问”。
“小平同志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说，按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从1978年算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一个是欠发展时期，一个是发展起来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欠发展时期。邓小平理论主要回答的是欠发展时期凸显出来的根本问题。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论断后，中国正式步入了‘发展起来时期’。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主要回答的是‘发展起来时期’所凸显出的根本问题。第二层则是说，发展起来时期的问题比欠发展时期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严峻。有个哲学家曾说，当一个人只为肚子而苦恼的时候，他只有一种苦恼，而当肚子的苦恼解决之后，他会面临无穷无尽的苦恼。这就是说，发展起来以后的苦恼更多。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交到了习近平手中。”韩庆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