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的一封信：改革四十年，我都去哪儿啦？

赵民微分享 · 公众号 · · 2018-03-16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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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改革了自己以后，我觉得应该要更多地做自己能做主的事，于是就办了一家后来叫万通的公司。办公司以后，我发现最大的改变是自己能决定几点上班，决定给自己发多少钱，决定去哪里。这三件事看似自由了，但实际上却成为了一个戴上镣铐的自由人，这一自由的代价就是要屈从于所有获取自由的手段，比如时间、金钱以及经营企业的资源等等，这样一来，就不得不陷入一个更加忙碌的境地，每天睁开眼睛只想着为自由而挣扎。

一晃快30年了，这30年里做得最多的事情，不是谈论改革，不是自身去体会被改革，而是出差和不间断的飞行。我现在一年要飞一百五六十次，所以做生意这半生下来少说也有三四千次的飞行。这种频率的出差，这样的折腾，却总让我感到既兴奋又疲倦，既期待又茫然，既充实又空虚；既感觉到些许成功，又不时有些沮丧；既有过程中的些许快乐，但也有之后的惆怅。

之所以会有这么复杂的情绪，实际上主要纠结在这三件事儿上。

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哪。

最初，万通六兄弟不约而同选择去了海南。初期的去哪儿都是我们认为最容易生长的地方，最容易绽放和最轻松的地方，也是最不怕失败的地方，因为那里有着最多跟我们一起尝试在失败中找到方向的人。

之后，我选择的地方就是所谓有商机、有机会的地方。而当时判断的商机就是有熟人，有哪个人当了领导，有些是亲戚给了一些机会。结果，当然是沾了是非，留了得失，看了很多廿世纪之怪现状。

再后来，每天要去的地方就是由前面所谓奔着商机走过的地方而惹出来的是非继续牵着走，就变成了哪里有是非就去哪，哪里需要平事就去哪，哪里有麻烦就去哪。

最近几年，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有更大梦想的地方，要去那些是非更少但还能够发展事业的地方，也要去那些公益引导我们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