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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最初很渺小，因为当时庄家还未退场，后来曝出的银广夏事件，吕梁事件，都是那个特定时期的产物。别人在做庄，他们在搞价值投资，最初根本搞不过庄家。
“之前客户都不相信价值投资，从2002年开始，才慢慢获得认可”。江晖回忆。在2003年，代表价值投资的公募基金经理发掘出“五朵金花”，即宝钢股份、中国石化、上海汽车、长江电力、兖州煤业。本来散户都觉得这种股票很难上涨，但是自他们买入之后就不断上涨。江晖当时重仓宝钢，肖华重仓上海汽车。
令江晖印象深刻的是，2003年，有一次几个公募基金经理去开讲座，现场五六百人，居然还有证券公司的那个老庄家也过来听，他们很好奇：为什么你这个方法能行，我们的方法反而不灵了呢？
从这一年开始，“基金经理”和“价值投资”开始为人所广知。这意味着不需要买到控盘，只要很多机构把价值投资理念汇集起来，股票也会持续上涨。
2005年恰逢中国最大银行系基金公司工银瑞信筹备，江晖转战工银瑞信任职投资总监。
创业之前，他职业生涯中最有意思的是：他参与过多家公司的筹备与创立，这些公司后来多数都成为业界翘楚，但他通常不会等到分享成熟期红利，他是一个稳健的冒险者。
2007年，大牛市背景下，他成立自己基金的时间终于到了。
年初，肖华正式从博时基金管理公司离职，投身私募，一时业内震动，很多基金经理都飞到深圳去向他取经。
他们都意识到，资产管理主要靠人，第二靠投资理念，第三靠公司机制。
有这三点，就能创立自己的事业。
和公募基金相比，私募最大的优点是更加灵活自由，股东、管理层和基金经理是三合一的角色，基金经理能够按照自己的风格设计策略，不用担心与管理层或股东一言不合就被踢走。
“原来在公募的时候，必须要听总经理的，我的话语权很低。”一位同样在2007年“公奔私”的基金经理告诉我，“领导说怎么弄就怎么弄，但我并不欣赏这种销售为主导的公司”。
他眼中，认为很多人愿意做私募，就是要成为投资主导型公司，因为投资这个产品很复杂，难以预期，客户也不知道要什么，客户只想：我要赚钱，你别给我亏钱。
但有时候很难与客户描述清楚短期和长期的关系，你需要告诉客户产品的逻辑，例如看三年期，跌的时候少跌一点，或者跌了以后还能涨回去。因此一个产品好坏，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以销售为导向的公司中，作为被考核者很难做长期规划。
江晖找了杨玲等合伙人，搭建起团队，他们放弃了在公募基金的高薪。最初觉得规模到十几亿应该没问题，没想到现在已超过百亿，而且私募行业从当年的杂牌军变成了正规军。
附注：公奔私一览表
三、有耐心的猎手，寻找最佳击球点
星石十年分成两个阶段，即“1.0版本”与“2.0版本，江晖是有耐心的猎手，每一个版本几乎都沿用超过五年。
最初他的设想是要控制回撤（
回撤即产品净值从历史最高净值回落的幅度，用来描述投资者可能面临的的最大亏损。
）也就是净值要上涨，可能涨得慢一点，稳健一点，但一定要控制亏损，回撤率远低于业内平均水平，近似债券基金。
在此理念之下，星石于2008年长时间空仓，江晖更想维护用户体验，跌这么多的情况下，还能赚一点就很开心。
当然，这其中也有弊端，因为要控制回撤，就需要用多个指标控制仓位。江晖意识到，这种操作会让一类客户非常喜欢，因为绝对回报更稳当、安全，但也有一些客户非常不喜欢，因为太稳了。
严格地控制回撤，也增大了踏空的几率。
如在2010年，机会主要集中在中小板，但当时江晖认为大势有很大回撤空间，要控制回撤风险，所以在2009年下半年，2010年一季度，还有2010年三、四季度都踏空了。
虽然最后证明看对了大势，2011年大跌时没有遭受重大损失，基本没下跌。还赚了钱，但中间也很痛苦。2013年情况类似，再次踏空了。这对星石的一个启发是，不能够只专注大盘趋势，有些结构性机会必须要抓住。
这就是市场先生的暴虐之处：专业投资人应该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客户的建议却往往滞后，相反，总是在高点很激进，希望基金满仓，在低点的时候很恐惧，担心你建仓。
江晖意识到，如果客户能分成“喜欢”和“不喜欢”队列鲜明的两类，那这很难说是一个好产品。自2012年开始，他花了三年时间升级进入“2.0版本”，目标是让更多客户都满意。
2.0版本不再要求时时刻刻不回撤，而是允许回撤，可以承受波动，但要在一定年限内净值能够回去并且创新高。因为中国的客户大部分人投资是为了赚钱，而并非仅是不赔钱。
修正方法之后，在2014年底到2015年上半年，九个月时间，星石的产品涨幅在百亿私募中名列前茅，但2015年的股灾中，也出现了远超债券基金、类似于公募股票型基金的回撤。
在成熟市场，收益和风险是对称的，但在中国这个非成熟市场，两者之间并不对称，过于控制风险会损失掉很多收益，要规避同单位风险，收益可能会损失两个单位，甚至更多。
2015年股灾属于黑天鹅事件，6月15日至2015年7月9日，短短18个交易日内，上证指数从5176点暴跌至3373点，跌幅达到34.8%，其中六天都出现千股跌停惨状，流动性几乎冻结，所有投资者几乎都难以幸免。
2008年大跌时，星石因为空仓躲过一劫，但2015年股灾中却坚持满仓，只是调整风格，如2015年上半年拿成长股最多，后来切换到消费股。
相比2007年，2015年更加难熬，因为星石当时是满仓跌下去的，大盘调整最狠时，没法换，也没法抛。2007年它的基金规模才1.5个亿，2015年已达到两百多亿，此刻承受压力完全不同。天天有人需要他们证明：为什么底部不砍仓？必须要提供一个逻辑，要证明你会怎么办，然后再提供风控措施，保证跌的时候你还没事。
如果真的在压力之下底部砍仓，也就意味着满仓跌下来，空仓涨回去，生意就算结束了。
外界不断施压情况下，私募基金中有人动作变形，被迫砍仓。此时，星石将投研部门隔离在真空状态的模式再次发挥作用，投研人员可以独立思考，不用受到客户情绪干扰，在“慎独”的情况下制定出策略。
2016年的熔断又引起暴跌，但星石始终满仓，承受了较大回撤，现在他们的目标不是控制回撤，而是要涨回去。
从2013年到2017年6月份，在使用了新方法之后，星石的复合回报率是之前的近3倍，夏普比率（
一个考核收益与风险之比的指标
）几乎没有变化。江晖谨慎地认为目前年限短，尚不能推测客户已经满意了，因为这个行业客户体验期是五年。
江晖认为，做基金经理其实就像IT界的产品经理，也需要关注客户体验。一个好的基金产品应该是与客户“互动”出来的。
客户有盲点，他只想要赚钱，但不懂市场长期与短期的关系，短期的赚钱机会抓住了，但是可能在长期错过了大机会。基金经理懂投资，但是不懂客户体验。所以需要不断反馈，在基金行业，产品的反馈期可能是3-5年。
巴顿·比格斯在《对冲基金风云录》中写道：“我们必须得击球，裁判就是投资顾问和客户，他们可没那么耐心，他们要求我们击球，而且几乎每天都在考察我们挥棒的成绩。”
不管对自己的“绝对回报”理念何等坚信，江晖也同样需要从中长期回报率和用户体验之间寻找最佳击球点。
四、“奢侈”研究团队，只为打出必杀一击
星石有四大研究板块，
宏观、周期、消费、科技
，每个板块又分为7、8个行业。
他们关注三个层面的景气度驱动因素。分别是
宏观层面、行业层面与公司层面
，这三个驱动因素占据一个，就可能导致股价上涨。如果有两个涨得更快，有三个必涨无疑。看起来，无独特之处，
难点在于找到三个层面景气度变化的主导因素，如果抓错了，可能就是个“烟雾弹”。
江晖比喻为，你对一个箱子打一拳，箱子动了一下，动是结果，这一拳就是驱动因素，他们需要找到的是这一拳如何发出的，来预测箱子动的方向和程度，找到“可能致命的一拳”。
以近期高端白酒的涨势为例，星石将白酒股行情从“鱼头”到“鱼身”都完整吃下。重点在于行业层面主导因素变化。自三公消费受到限制后，从2013年到2015年，白酒股价一直下跌，但星石研究人员在2015年底发现发生了一些变化，即三公消费在高端白酒中，占有量不到5%，但是民间消费起来了，每年增速为15%。
这些行业数据来源，一方面来自公开资料，另一方面，星石研究人员自己也经常去调研，有时一年调研几百次，看经销商有没有库存，再去找行业协会找消费量的数据，去跟各个研究机构，包括上市公司，了解他们掌握的一手情况。由此得出了民间消费变化数据，并预期在2016年、2017年，高端白酒供求关系会发生逆转。“因素千千万万，但你找主导因素就是这个，也就是未来两年中高端白酒消费15%的继续增长。”
确定了行业的景气度反转，再看自公司层面，星石看到高端白酒龙头股中的A公司比主要竞争对手B溢价能力强得多。因为B出厂后经常要和经销商谈返利，必须总要给经销商返利才能销出去。而A不需要返利就能销售出去了。说明A竞争力要强得多。而且2015年的时候，A在积极扩张经销商，经销商也很踊跃的与A合作，而B没有能力获得经销商。到2016年底又发生了新变化，A开始砍经销商，优胜略汰，将不好的经销商淘汰掉，B却还在扩经销商，A与B之间，肯定是A更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