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关于道德的生物增强的讨论兴起于2008年。当年的《应用哲学》杂志出了一期特刊“增强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Enhancement）。其中两篇专门讨论了“道德的生物增强”这个话题，分别是英格玛·佩尔森（Ingmar Persson）和朱利安·萨夫列斯库（Julian Savulescu）的《认知增强的风险与提升人类道德品质的迫切需求》（The Perils of Cognitive Enhancement and the Urgent Imperative to Enhance the Moral Character of Humanity），以及托马斯·道格拉斯（Thomas Douglas）的《道德增强》（Moral Enhancement）。两篇文章都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自身的能力也与日俱增。但能力的增加也意味着责任加倍。例如，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变得愈发容易，这无疑增加了这些武器落入小型恐怖组织或精神异常者手中的风险。为应对这一挑战，他们提倡采用药物等生物（含遗传）干预手段来强化人们的认知能力和道德判断，以期遏制对这类武器的滥用。然而，这一观点并非毫无争议。学者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虽然同样认为道德生物增强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他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担忧：这样的增强措施可能会削弱人类的自由意志。因此，他强调，对于道德生物增强，我们应当保持一种审慎而谨慎的态度，确保其在推动道德进步的同时，不会损害人类最宝贵的自由与选择权。
与同类著作不同，《局限》一书探讨道德生物增强时，怀揣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当这项技术变得像日常购物一样触手可及，人类该如何确保其不会对我们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为此，他不仅对道德生物增强的技术细节进行了详尽而全面的剖析，更从概念层面入手，逐步深入。在追溯了道德生物增强的发展历程后，约特兰德进一步探讨了道德的复杂性，并结合精神病案例，分析了这项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随后，他针对一系列关键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道德生物增强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自由意志？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政治生活？对于精神病的判定标准、惩罚理论以及人性本身，道德生物增强又将带来怎样的冲击？这些内容构成了该书前八章的内容。在第九章，也就是全书的尾声部分，作者给出了他的结论：道德生物增强不仅无益，反而可能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人们应当保持警惕，审慎对待这一技术，以免在追求短期利益的同时，牺牲了人类的长远福祉与道德根基。
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局限》中的观点，但关于道德的生物增强，书中揭示的一些事实仍值得向读者提示一二。而针对此书的核心观点——道德生物增强是一个“馊主意”，笔者也将在文末提出商榷。
一、道德生物增强是提升“认知”还是改善“情感”？
基于对人类道德机制的不同理解，道德生物增强中存在两种技术主张: “情感道德增强”（emotional moral enhancement）与“认知道德增强”（cognitive moral enhancement）。情感道德增强主张利用生物技术修改情感让个体拥有更道德的动机，从而实现道德增强；认知道德增强则认为道德增强的可靠路径在于道德认知的改进。关于认知能力与情感在道德判断中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目前尚无定论，至少有三种主要理论被提出来：（一）“社会直觉主义理论”（the social intuitionist theory）：大多数道德判断是直觉过程的结果；（二）“认知控制和冲突理论”（the cognitive control and confict theory）：对道德困境的反应取决于与情感或认知相关的不同大脑区域的激活情况，这将决定道德判断的结果；（三）“认知与情感整合理论”（the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integration theory）：行为是认知和情感过程的结果，拒绝认知与情感之间存在二分法的观点。
约特兰德支持“认知与情感整合理论”，他认为认知和情感并非截然不同。通常与道德行为相关的大脑结构——包括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OFC）、脑岛（insula）、杏仁核（amygdala）和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并不仅限于调控情感，它们也完成认知工作。这一观点与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结果相吻合。例如约特兰德引用伍德沃德（J Woodward）的研究表明，诸如眶额皮层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等参与信息处理和计算的神经结构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特别是在道德判断这一领域，这些神经区域不仅深度参与了高级认知功能的实现，如复杂的道德计算与运算过程，而且能够通过对潜在行为后果的量化奖励评估，为个体的道德决策提供情感向度上的偏向性判断。因此，认知与情感不应被视为道德生活的两个不同维度，而应视为道德决策和道德判断中共存的两个过程，认知与情感的区分是“一个错误的二分”（a false dichotomy）。传统的义务论或后果论的道德哲学认为：一个好的道德判断在于抑制情感并增强理性思考，或许并不准确；道德的生物增强倾向于用更合适的方式来调配道德决策时的理性和情感因素，已达到预期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