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些感染艾滋病的家庭中，就有翠翠和她的母亲。
2004年，病情严重的翠翠，被送到郭小平所在的医院。
翠翠
：我的病毒载量很高，当时没有抗病毒药物，我好像治不好了。
郭伯伯跟医生说，治不好也得给我治。
2004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后来，病区变成学校，院长变成校长，病人成了学生。
在那个年代，即便是在传染病医院，艾滋病人也很难为环境所容。
郭小平
：翠翠的母亲去世后，就剩下这孩子。她好一点就出院，过两天病了又得住院，反反复复，最后家里人也不接了。
感染艾滋病毒的“翠翠们”，留在了医院。治，也治不好；送，又送不掉，郭小平这个医生，也犯难。
“放弃就等于死亡，小孩都六七岁，活活的一条命，谁家孩子不是孩子。”
翠翠
：我们的病情差不多稳定一点了，郭伯伯问我，你最想要什么样的愿望，
我就说想上学
。
多年后再回想红丝带学校的雏形，郭小平承认，当时，只是权宜之计。
郭小平
：
也不知道孩子究竟能活几天，让孩子高兴一点，咱弄个爱心小课堂，这些孩子一边上学一边治疗。
△爱心小课堂
在医院里腾了一间病房，弄了几个课桌、一块黑板，小课堂就这么弄起来，上课的老师则是下了班之后的
护士和医生。
2006年，专门针对儿童的抗病毒药物终于上市，孩子们试用了一年多，有效。
郭小平手写了一块“红丝带小学”的校牌，挂在病区门口
。
那时的郭小平，还身兼临汾市中医医院和传染病医院两家院长。这位院长兼校长，在病人和学生之间穿梭奔忙。
郭小平
：有时候也疲惫，也累。到了最觉得无助的时候，得想着这些孩子。
如果我不坚持的话，他们的学就没得上，他们的命就没了。
△郭小平和孩子们玩耍
意外的是，这样的孩子们，居然也有“明天”。
郭小平
：我们跟政府反复沟通，能不能批准正式学校，到2010年，批复成立正式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叫“临汾红丝带学校”，又给了我们一些编制，学校就能招老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