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考古学是不允许打扮的。一旦洛阳考古挖出来履道坊的白居易故居（注：历史记载占地面积17亩），你就知道白居易在洛阳是多大的地主。这时候你说白居易跟老百姓有多么密切的关系，就没戏了。没见过唐朝的锦，你就很难想象唐朝达官贵人的生活场景。也不一定都是考古资料，比如我们都知道高力士给李白脱靴的故事，特别逗，不可能存在。在陕西的泰陵，唯一一个陪葬陵就是他的墓。他墓碑上写的官职是：开府仪同三司兼内侍监上柱国齐国公赠扬州大都督。阿倍仲麻吕是赠潞州大都督；被李林甫扳倒的张九龄赠的是荆州大都督，而他是丞相。
在这些实物面前，唐朝就能不完全任由我们打扮。唐朝的等级、社会秩序、社会结构，都展现在你面前了，唐诗就是以这些为背景的。每一个活着的诗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唐朝诗人和他们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两者结构是一样的。从中我们能看出一些门道。
就书中所写，唐代诗人中，你最认可或赞赏的应该是杜甫了。
我对杜甫有太多感触了。他真是个大好人，见谁都夸，你也可以说他识人不明敏。他急了才说点狠话，什么“尔曹身与名俱灭”。他在一般情况下特别宽仁。有时他对别人的好，显得自己特别蠢，比如疏救房琯。唐军在陈陶和青坂打了败仗，都是宰相房琯弄坏的，杜甫跟房琯老关系，他这么小一个官，还疏救房琯。肃宗皇帝震怒，就要审讯他。审讯他的是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颜真卿。诗人圈子特小，互相之间都有一些关系，颜真卿居然审讯过杜甫！太逗了。后来皇帝让他回家省亲，别在这儿待着。从此他又上路了。他一辈子颠沛流离，就这么死了。过去的文学史把杜甫搁在安史之乱的背景里面，但没有搁在一个大的所谓“唐宋之变”的背景里。这个背景是研究思想史的人讨论的问题，又涉及日本的内藤湖南这些人。我写这么一个东西，背后的因素不仅仅是文学的，也包括思想史、观念史，包括所有这些器物。
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离不开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回到唐诗的写作现场。每一首诗刚写出来，不是经典，可能明天就丢了，问题是隔了这么多年，它成经典了。我有很多图，跟唐代有关的器物，比如从敦煌散到英国、法国、俄国，后来公布出来的图像文献，有些在书里有，有些在网上能找到。一看敦煌曲子词的手稿，你就知道唐朝诗人写诗，纸就是那样，寄给一个人，那人抄一遍，再寄给另外一个人。那时候不发表，又没有杂志，都是手抄本，很有可能就丢了。雕版出书是很贵的事。
书里除了杜甫，写大白话的诗人王梵志也令人印象深刻。也许正因为丢失，或者不适于各朝代的宏大叙事，导致现在大家对他没什么认知。那他的意义何在？
他不是一个有诗歌抱负的人，就是写诗上瘾。今天也有这种人。每年春节，多少人发短信祝我新年快乐，很多就发古诗。我不是中文系的，读中国古代文学的背景是世界文学。我在书中虽然没提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但它们是给我这些眼光的。王梵志这样的诗歌太好玩了。《全唐诗》没收王梵志，邪门了。
我用了好多宋朝、明朝或清朝的材料，这涉及到接受史。今天我们理解的唐诗是清朝人接受下来的，《唐诗三百首》是乾隆年间成书。我们对唐诗的认识后来又经过一个“五四”，经过周作人这么一折腾。你读“苦雨斋”那些散文，就能感知他的趣味。他欣赏不了韩愈，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要打倒“孔家店”。我很钦佩鲁迅，鲁迅也不喜欢韩愈。但是韩愈的大才，宋朝人吹捧到什么程度，后来这些人就看不见吗？我们今天所谓的“唐诗”，已经被宋朝人、明朝人、清朝人塑造过，被“五四”这一代人塑造过，和刚发生时的唐诗隔了多长时间。
有意思的是，你认为帕斯翻译杜甫的《春望》，译出了超现实主义意味。
对于写诗，我觉得只有帕斯的这种译文是有效的。他说“三月的绿色的海洋，覆盖了街道和广场”，太好了，仔细一琢磨，是“城春草木深”。我搜集了大量译成外文的中国古典文献，不光诗歌，也包括《论语》《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这些子书，以及《史记》的英文译本。我去石家庄办讲座，想索性讲英文翻译中的唐诗，唐诗怎么在西方呈现，会涉及阿瑟·韦利、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他们说这太专了，又涉及到外文，可能普通老百姓没有兴趣，我说那就算了，换了个题目讲。
为什么中国学者试图把《春望》译成现代汉语，却译出了1940年代的味道？
有人认为“民国范儿”汉语是好的的现代汉语，实际上今天的汉代汉语比民国时丰富得多。书店里卖多少翻译作品，翻译对现代汉语的塑造特别厉害。一个美国作家朋友曾建议我把庞德翻译的《诗经》再翻译回中文（书名直接翻译回来叫《孔夫子颂歌》）。我试着翻了两段，一开始“关关雎鸠”就太难翻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庞德在诗前面还加了一句希腊文，我就没招了。后来去希腊，我就问希腊人，希腊人说庞德的希腊文是错的。这怎么翻！文学里有很多东西，能吓你一跳，一旦你了解了真相就觉得逗了。庞德早年从费诺罗萨（注：19世纪美国东亚美术史家）的手稿来介入中国古诗，那时他中文一点都不懂。到晚年，他身边有几个中国人，学了一点中文。“二战”美军开到意大利后，他被关在比萨斜塔旁边的铁笼子里面，进去时带了《大学》《中庸》《诗经》和梁实秋编《远东汉英大辞典》，翻译中国古典文献。翻译是各民族之间的你来我往和误解，它构成了我们的现代文明。
虽然有误读存在，但现在阅读一首杜甫的诗，读者也会有感触，这就是他的诗对当下的有效性吗？
任何一种文化，某一部分一定是有效的。但无论杜甫，还是韩愈、李白、王维，有一部分可能就没了。比如王维对于音律非常熟悉，我们觉得王维好，但是在我们不了解唐代音律的情况下，欣赏王维，也不敢说那是一个丰满的唐代的王维。可即使这样，我们依然记住了“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我们接到的信息只能是这样，它是一个当代人跟整个历史的妥协，多大的学者都只好这样。我能唱几首唐代的诗，可是我知道那都是明代的曲子，唐朝诗人怎么展示自己的诗歌我真不知道。我们说普通话，很多人开玩笑说这是契丹话，我们就用所谓契丹话读唐诗，这又是一个妥协。比如读屈原，“香草美人”，一个人一天到晚往身上插花，傻吗？但是你会意识到，也许花花草草有致幻作用吧。除了研究文学史的学者，药剂师、植物学家们都在哪儿呢？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思想史，全应该被容括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