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沿用此前研究的经验[2]，厦大团队本次筛选潜在免疫检查点的对象仍是胶质母细胞瘤（GBM）：研究者们先使用靶向EGFR的CAR-T细胞处理GBM细胞，再从GBM细胞表达上调的600个基因中，筛选出满足
编码膜蛋白、人GBM样本中过表达且与预后不良相关三个条件
的32个候选基因，而后在共培养功能筛选实验中证实，PILRα可独立抑制T细胞功能，且该功能依赖于其粘蛋白茎区（mucin stalk）的丝氨酸和苏氨酸残基O-糖基化修饰。
既然PILRα是GBM细胞表面的免疫检查点，T细胞表面当然会有相应的配体，而既往研究显示CD99、CD8α等跨膜蛋白均可能与PILRα发生相互作用[3]，研究者们分别敲低了这些跨膜蛋白，确认仅有CD99表达水平与T细胞的增殖、激活和效应功能
（如表达IFNγ）
相关，且在原代T细胞中稳定高表达；而
PILRα也被证实可直接结合CD99，使用抗PILRα单抗阻断二者间的相互作用，即可直接逆转PILRα对T细胞的抑制效应
。
转录组学分析和KEGG通路富集分析则表明，
PILRα与CD99结合后，抑制的是一整个与免疫应答相关的信号级联，即ZAP70/NFAT/IL-2/JAK/STAT通路的激活
：原本可被CD99上调磷酸化的ZAP70激酶首先遭殃，接下来是受ZAP70调控的T细胞活化连接蛋白（LAT）磷酸化，再然后是活化T细胞核因子（NFAT），信号级联的激活随之不复存在，这将极大地
抑制T细胞表达和分泌白介素-2（IL-2）等关键炎症介质的能力，削弱抗肿瘤免疫应答。
接下来的小鼠实验也与细胞实验结论一致，即PILRα可显著抑制CD8
+
T细胞的抗肿瘤能力，而抗PILRα单抗C21处理足以有效抑制肿瘤生长、恢复CD8
+
T细胞向肿瘤的浸润和杀伤效应，主要被激活的是效应及效应记忆CD8
+
T细胞亚群；同时，抗PILRα单抗与靶向EGFR的CAR-T细胞或PD-1抑制剂联合治疗，均有明显的协同增效性，且并未增加器官毒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