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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西太后，早已成为政治动物，当然不甘心做一个无所事事，只能画画、喂鸟的尊贵老太婆。而处在变法第一线光绪帝，所缺的，只是一点事功和政绩。一旦变法有了进展，所缺就可以得到弥补，就可以做一个有权威的皇帝。那么，西太后也就真的要归政退休了。这一点，是这场改革的巨大隐患，而这个隐患，在百日维新尚未开始之时，就已经存在了。
其实，百日维新的改革，除了科举内容废八股，设置京师大学堂之外，其他的改革，还都属于旧式王朝范围内的调整。无非裁撤阑尾衙门，淘汰冗员。裁掉了督抚同城的一个巡抚，关掉了早就没用的漕运衙门，同时，让从明朝开始就是阑尾的几个中央级的监寺关门。即使是科举改革，也不过就是让士子改习一点新学而已，考试依旧存在，波动并不大。而那个京师大学堂，就当时而言，也不过是同文馆的升级版。
真正大力度的变革主张，实际上是在康梁，尤其是梁启超的舆论宣传中，在梁启超的时务学堂的师生互动过程中。特别刺激西太后神经的，是康有为一次次传递给光绪皇帝变法参考书，强调要光绪帝乾纲独断，学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以霹雳手段推行变法。这让属“坤”的西太后，情何以堪。
能将变法有所推进的，是一些地方开明的官员。比如湖北的张之洞和湖南的陈宝箴。特别是湖南，是戊戌维新期间，变法在中国走得最快的地方。不仅兴办新式工矿有起色，而且整顿吏治，办学，办报，设立城市保卫局，都见了一点成效。
然而，即使这样可怜的变法，受到损害和感觉将要受损的满人权贵，已经感到非常惊恐而且不满了。他们利用维新派宣传中的一些内容，制造谣言，直接攻击光绪皇帝。而且，利用接近西太后的特权，包围这个权力欲极强的老太婆，拼命说光绪帝的坏话，说是变法搞砸了。潜意识里不乐意丧失权力的西太后，对这样的话，是越来越听得进去了。随着变法的深入，帝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到了礼部的王照事件发生，光绪皇帝一怒之下，因阻塞言路而撤了礼部六堂官的职，西太后认为，光绪皇帝破坏了原来的权力约定，非常愤怒，双方已经接近摊派了。
戊戌政变，起因虽然是作为光绪变法助手、四小军机之一的谭嗣同策划的军事冒险。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冒险，光绪皇帝的权力事实上已经被剥夺了，西太后从后台杀出来，是迟早的事儿。谭嗣同的冒险，只不过是给了西太后一个借口，一个可以把不孝的屎盆子扣在光绪帝头上的借口，让西太后的愤怒以及训政显得名正言顺而已。
在顽固派拥戴下重新出山的西太后，虽然内心深处未必想尽废新法，但是，如果不这么做，则出师无名，而且拥戴她的人也不会答应。清朝第一次自主性变法，因权力之争的缘故，以流血的方式突然中断，无疑是灾难性的。
原本为挽救救亡国危机的变法，一场学习西方的运动，被强行逆转。在西太后重新全面掌权之后，她发现她自己和拥戴她的人们，并没有什么办法来应对这个亡国危机。在变法中止之后，西方包括日本对清政府的态度，不仅没有变好，而且变得更加恶劣。西方公使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西太后想要废掉光绪帝的图谋，几次遭受挫败。西太后对自身权力的担忧，不仅没有减轻，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重了。
顽固派对于如何应付西方，半筹莫展。没有当年倭仁的勇气，用儒家道德来抵御西方的侵略，只好乞灵于民间反洋情绪和巫术神怪。一个古老的民间社会对于现代化的反弹，本来就是强烈的。这种反弹在得到官方的默许甚至纵容之后，就变成疯狂了。一向明智的西太后，就是在自身权力的焦虑之中，意乱神迷，迭出昏招，最终演成庚子拳乱的大祸。
经过逃难的颠沛之苦，西太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用中国的土法子跟西方列强对抗，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列强也并非像顽固派忽悠她的那样，非要光绪掌权不可。她也明白了戊戌维新期间，一直感到困惑的事儿，对于满人皇室来说，保大清和保中国，其实是一回事。中国不保，大清也就没法存在了。因此，重启变法，势在必行。
然而，此时的中国，其处境，比之戊戌时分，要恶劣得多了。甲午败于日本，中国只是让人看不起，觉得你百事不如人。但经过庚子之变，朝廷纵容义和团毫无道理地屠杀教民和传教士，大街上把人剁成肉酱，不由分说地盲目排外，扒铁路，砍电杆，带点洋货的人，就有可能被杀。这样的中国，这样的中国人，则被视为野蛮的国度和野蛮人。那时候，手持大刀，脑后辫子飞舞，张口大叫的义和拳形象，在欧美各大报纸头版流传。中国的形象，因此大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