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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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从生产国流向需求国，贸易规则的变化可能影响生产和贸易流变化，即为供应链重塑。美国关税博弈的真正目的不是与中国脱钩，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美国意图削弱中国供应能力。中美关税博弈的背后，是全球终端需求和供给的博弈，最终我们将迎来新一轮经贸规则的伴生现象——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国家重新构筑供应链和贸易流。
其三，供应链重塑的另一面伴随金融定价权重构。
既有的美元大循环，本质由“贸易赤字与金融顺差的双循环”构成。美国借助货物逆差的式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是为贸易赤字途径；再以金融资产和FDI渠道吸引全球资金回流美国，是为金融顺差途径。
美元大循环之中，金融循环与贸易循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传统经贸规则的改变必然引发传统金融循环的变化。若既定贸易规则被打破，则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缩，全球资金将面临再平衡。非美国家将更为倾向于持有多元化资产。
进入二季度之后，特朗普发起第二轮关税冲击。相较第一轮（只针对个别国家，征收税率并不高），第二轮关税深刻牵引全球资本市场表现。也正是进入到第二轮关税博弈，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开始反复，资本市场跟随反复的关税政策而经历波折。
穿过关税细节，特朗普发起关税博弈的初衷是什么？市场对特朗普发起关税有三重讨论，一是呼吁制造业回流，二是诉求财政收支平衡，三是国际经贸规则重塑。
只有
理解了特朗普发起关税的核心目的及全球经济当下所处的深刻秩序，我们才有可能对关税大博弈后，全球迎来的经济秩序可能的“终局”框架感。
特朗普上任之后继续践行“美国优先”经济政策，力促制造业回流。
在发布对等关税的白宫行政令中提到，“美国长期存在且持续扩大的年度商品贸易逆差导致了我国产业制造基础的空心化，阻碍了我们扩大先进国内制造能力的步伐，破坏了关键供应链，并使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依赖于外国对手”，“美国的政策是通过对所有贸易伙伴的进口商品（除非本命令另有规定）征收额外的从价关税，以此重新平衡全球贸易流向”。
加征关税似乎是特朗普所称促进制造业回流、平衡贸易流向的重要手段。然而深入研究发现，利用关税来促使制造业回流，效果有限，也并非是特朗普的主要目的。
（一）历史证明美国承接制造业回流效果有限
首先，美国本土产业承接能力有限。历史显示大规模制造业回流对于美国而言几乎是“天方夜谭”。
受用工成本较高、劳动力不足、制造业供应链不完善等因素影响，美国本土不具备承接全部制造业回流能力。曾任美联储主席和财政部长的珍妮特·耶伦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让制造业回归美国是一场“白日梦”，同时，耶伦指出征收关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减少贸易逆差，并表示高成本反而阻碍企业重新回流美国制造业。
美国历史数据也在验证这一事实。
198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而在过去这些年份中，美国曾有过几轮贸易战，例如1970~1990年代美日贸易战；又譬如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显然，贸易博弈并不是美国解决制造业回流的有效手段。
总统对制造业回流的论述并不能作为其政策出发点。
关注制造业回流的总统并非特朗普这一位，金融危机后，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均相继出台各类政策，谋求制造业回流美国。但最终效果宣告无效。
（二）对等关税也并非促制造业回流有效方式
即便特朗普旨在制造业回流，美国也应该着眼于中高端和战略性制造业，毕竟全球所有制造业回流美国这是不现实的。
换言之，以对等关税的形式为手段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从效率损失考虑得不偿失。
当前全球产业分工背景下，贸易结构已经反映了各国基于比较优势形成的国际分工，很多产品的完成甚至需要多个国家及地区进行协作。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成熟的全球供应链，仅通过对等关税这样简单的方式立刻回流美国相当困难。
即便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也应该针对特定国家采用特定产业的针对性关税。
一个拥有科技和金融话语权的国家，如果要发展制造业，应该也发展战略型的高端制造业。但若为中高端制造业回流，那么特朗普4月2日发起本轮关税战初期，就不应该针对所有国家征收关税，征收关税也不应该几乎覆盖所有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