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千年大计”的历史意义，很少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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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由于中国内乱，诱发五胡乱华。然而，北方最终重新统一，并南进统一中国，力量正来自北方士族，尤其是今河北士族，因为八王之乱时今山东、河南地区的士族尽数南迁，故入隋唐河北士族门第最高。士族必有其学术、经济依托，河北士族正是凭借其文化、经济力量，驯服强悍的胡人，推动其中国化，从而缔造了全新的隋唐统治集团。

安史之乱则对河北、进而对北方带来毁灭性打击。北方士族或亡或南迁，从文化、经济角度看，北方塌陷、空虚，中心转移到东南。这就构成此后一千多年中国之基本格局。

这一格局给中国带来的大麻烦在于： 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和资源聚集地之间处在严重分离格局。 从周代开始，中国的大患始终在西北、北方、东北，故周、秦、汉均定都关中，以扞御外患。彼时北方经济发达，国家可就近组织资源，支持战争。隋唐以来，文化、经济中心即已南移，以至于平定安史之乱，唐朝不能不严重依赖回鹘、吐蕃军力。经安史之乱大破坏，北方更为凋零，资源依赖东南，与北方、西北战线的直线距离在一千多公里，转运成本高昂。

这一格局的后果立刻清楚显现：宋朝立国，几经努力，始终无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相反，辽、金、西夏陆续兴起，宋朝始终无力将其击溃。当时宋朝经济在全球最为发达，然而，漫长的资源转运线及其高昂成本，严重制约了宋朝的战争能力。雄安就在宋辽拉锯的战线上。

范仲淹从西夏前线回朝执政，立刻发动变法；后来又有王安石变法，以及反反复复的变法努力，主要目的正是重构国家治理体系，尤其是财政体系和军事组织，以增强资源动员能力。可惜，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最终，经过光荣而漫长的抵抗，宋朝先后两次被北方民族灭亡。

明朝面临的困境与此类似，从太湖流域到长城的距离近三千里。实际上，明代中国经济中心继续南移到沿海地区，中国已深度卷入全球分工体系，即“ 白银贸易体系” 是也。财源、人口集中在遥远的东南，外患却在蒙古高原和东北的外患，这对国家的资源动员和转运体系是个严峻挑战。张居正改革，其实也是为了强化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非如此，国家难保。最终，明还是倾覆，而当时，东南十分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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