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蔡襄以“家计”譬“国计”，而“国计”的内涵，即“度所入”“量所出”，这与范镇所谓“制国用”之要义基本一致；而二府相对于三司，其于掌“国计”所受制约，亦在于不明出入之数，难知财用有无。
上述论说，乃是范镇、蔡襄为改变“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之局面而发，虽不免夸张，但也反映了当时宰执理财不力的现实。表面看来，这一论断与田况、张方平等对二府裁决权的强调截然对立，然细究二者之差异，主要在于侧重点不同—与其说各家对三司、宰执关系的定位有所分歧，毋宁说是从理念中的“职权”与现实中的“能力”两个层面，反映了二者关系的不同面相：田况、张方平受困国计之窘，故特别强调裁决权操诸宰执而非三司，不应由三司独任国计之责；至于范镇、蔡襄等所言宰执不知钱谷出入之弊，并非否定其“制国用”之权，而是从“能力”角度，阐述宰执对财政收支缺乏知情权，须依赖三司。
北宋君臣从政务层次、决策流程等角度，对三司的角色进行了阐述，呈现出其在政务决策中的主要面相：三司奉行宰执指挥，并在宰执决策中行参谋之职。上述官员多身居庙堂，曾参与最高决策，如张方平曾先后任三司长官、参知政事，故所述多为切身经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司在行政实践中的实态。如此看来，北宋三司虽“总国计”，长官更被目为“计相”，但实质上仍为奉行宰相指令之“有司”，即使与财计相关之政务，亦多取决于宰相。
但三司奉行之指令，不止来自宰相，亦多来自君主。因此，三司是否必须奉行宰相指挥，其有无不经宰相转达而直接影响君主旨意，并奉行君主诏旨的制度化渠道，乃是理解三司、宰相职权关系的重要切入点。根据前述制度参与者之“说法”，则三司作为“有司”，以奉行宰执指挥为务。倘若回归政务决策与执行场景，情况则并非如此简单。
如前所述，理想状态下，政务事关“军国之体”“安危之机”者，应由二府宰执决策。但在北宋中枢权力格局中，君主既是决策的推动者，也是最高裁断者。黄纯艳曾言，北宋君主在财政政策调整，赋税开征、倚阁、蠲免方面具有最终裁决权，三司往往直接对君主负责。因此，财政决策是否经由宰执，决策结果是否由宰执裁断，其决定权终操诸君主之手。倘若君主与三司之间存在不经宰执的信息沟通及出令渠道，那么三司的角色就不仅仅是局限于奉行宰执指挥的“有司”，其对财政决策结果的影响也可能超越宰执。
景德三年（
1006
年）二月，真宗诏修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命“中书、枢密院、三司检两朝宣敕圣旨文字进内”。这一说法提示我们，在承受君主诏令时，中书、枢密院及三司居于独特地位：中书、枢密院二府，系与君主共同谋议决策之中枢机构，敕、宣由其制定下发，修史时负责检索相关文字，自易理解；但三司与二府不同，并非君主诏令发出机构，却仍须检索“宣敕圣旨文字”，说明除敕、宣等二府所出诏令外，仍有相当数量的君主诏旨，不经宰相直接发往三司。接下来，笔者拟就三司直接奉行君主诏旨的两种方式加以考察，主要包括御前会议取旨以及奉行君主批状、传宣、内降。
1.
御前会议取旨
三司直接承受圣旨的渠道之一，为所属官员参加御前会议。需要说明的是，北宋可以参加御前会议且获得君主政务处置旨意之“有司”，并不限于三司。但相比其余诸司官员，三司参与御前会议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
其一，参会的频繁性与稳定性。北宋前期，官员参与御前会议的主要场合，为垂拱（长春）殿日朝。其间，君主与各班奏事大臣议政，并就部分政务做出裁决。太宗朝即已确立每日垂拱殿常朝之制，真宗、仁宗两朝，其举行时间虽在“每日”与“只日”间屡有反复，但除节假日外，基本每一到二日即可举行一次，系频率最高的常朝活动。而在垂拱殿常朝中，三司又是进奏频率最高、进奏时间最有保证的“有司”。究其原因，当与三司的奏对班次密切相关。史载：“国朝之制，垂拱殿受朝，先宰臣升殿奏事，次枢密使，次三司，次开封府，次审刑院，次群臣，以次升殿。（大两省以上领务京师，若有公事，许时请对。自余授使出入事功者欲而奏事，先听进止）。”可见除二府外，三司、开封府与审刑院，是少数可以每次参加垂拱殿常朝的“有司”。甚至在某些节假日，常朝奏对班次有所调整，三司也能保持其进奏频率。如大中祥符三年（
1010
年），閤门请求减少朔望日垂拱殿常朝奏对官员的数量，建议“除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外，自余升殿奏事官，非有急切，并须次日”，朝廷“从之”。
值得一提的是，当政局处于非常时期，诸司奏对往往暂时中止，而三司仍能保持其在面奏中的特殊地位。如乾兴元年（
1022
年）二月，仁宗即位之初，在丁谓等臣僚的主持下，确立了刘太后垂帘体制下的听政制度：除军国大事可临时召对臣僚，若为日常政务，仅五日一御承明殿，与二府大臣面议政事，以前的垂拱殿日朝听政不再举行。如此一来，部分原先具有稳定面奏权的“有司”，无法维持其奏对频度。但至次年（天圣元年，
1023
年）五月，因政务处理的需要，诏“承明殿垂帘日，许三司、开封府、御史台与属官一员同奏事”，三司面奏权即得到恢复。再如嘉祐元年（
1056
年），仁宗一度“不豫”，难以长时间听政，遂下诏“惟二府得奏事”，至当年七月，“始引对近臣”，命三司、开封府、台谏官、审刑院“复上殿奏事，仍日引一班”，三司仍是除二府之外最早恢复面奏权的“有司”。相比之下，其余财务管理机构的官员，如转运司长官、京师诸司库务监官等，唯辞见、请对、轮对时方能获得面奏机会。其与君主交流政务的机会相当有限，甚至多须依赖三司进奏，以便君主了解本司情况。大中祥符八年（
1015
年）七月，提举库务官蓝继宗进奏：“准诏，每到库务点检不便事件，合行条约改更，并与三司同议以闻，自后皆依诏施行。切缘有至不便事，及三司元规画不当，失于拘检官物者，更难与三司议，望许臣等上殿敷奏。若常程不便事，即与三司同议。”这一建议为朝廷采纳。由此可以看出，提举诸司库务就制度调整提议，除非事由特殊，或三司谋划不妥，否则均须与三司同议后进奏，自身难以独立上殿面奏。
除面奏频率较高，三司每次面奏所获得的时间也相对充分。据王化雨研究，宋廷对每日视朝的班次和总班数有规定，但一般不限定各班奏事的时间。这一做法本是基于信息通进的灵活与合理性方面的考虑，但也导致班次靠前者用时过多，以致班次靠后者常常无充足的奏事时间，或被隔至次日。作为每日仅次于二府进奏的三司官员，自然无法挤占二府大臣的进奏时间，但相比于其他臣僚，其自身进奏时间还是较有保障且相对充裕的。嘉祐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