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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学生自理膳食颇能学到东西,比如物价,能更切身体会社会情况。
▲2016年5月,北洋园校区为师生开设“深夜食堂”,烧烤、香锅、铁板、麻辣烫等经典菜品入驻,让你遇见更胖的自己。(©王天义、耿瑞宏)
随着北洋学生人数的增加及学生来自江、浙、湘、鄂、两广、河北各县及天津市等各地,家庭经济状况不一等情况,学生膳团在后来愈加精细,他们根据自己的口味和经济条件自行组合。如此,大多数学生都能享受到家乡口味的膳食。
据统计,1929年设有南式、自治、第一、第二、第三共五个膳团,1933年增为八个膳团,1936-1937年间,300余名学生,膳团竟有十个以上。以1936年和1937年为例,每一膳团人数不等,大者五、六桌(每桌六人),小者两桌而已。每个膳团由学生自选团长,轮流管理。膳食费每月一般5-6元,最高7.5元。
1936年考入北洋工学院的王玉琳校友对膳食团有着深刻的记忆。
他记忆里,虽然学生膳团数量历年都有变化,但在其读书期间,
学生膳团总数在十个以上绝非大胆假设。
各个膳团在一个膳堂用食,桌凳、锅灶、水电都由学校供给。碗箸盘由用膳人自理。有些膳团有入团费。
膳团内部,选一团长主持团务。厨师及助手由膳团自费雇用,聘请的多为有一定手艺之人。各膳团厨师之间也互相帮忙,以保证做用工费时的餐食时能准时开饭。关于费用,据王玉琳校友回忆,以天津卫同学组成的第十膳团,伙食费最贵,每月国币十元,且周末晚餐及星期、例假全天均停火。伙食费最低者为素食膳团,因当时蔬菜特别便宜,每月伙食费国币四元左右。江浙同学组成的大自治膳团,不吃面食,伙食费约国币七八元。以湖南同学为主的南式膳团每人每日米菜金二角二分,其余膳食团大约六元为准,月底有结余的话,或加菜,或退还团员。伙食菜单每日均有变化。菜单轮流由各桌团员开出,厨师翌日照买供应,非常民主。彼时各膳团对清洁卫生均甚注意。除食堂之地坪、桌凳,由团长督饬助手时时清扫擦拭外,部分膳团采用
“双筷制”
。每人吃饭时,一副公筷,一副私筷。但实际实行起来并不简单。
食堂的牛羊肉砂锅面、小盘鸡面、拌鸡架、炸鸡,食肉者天堂(©徐彤伟、任叔龙)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洋师生辗转西迁,在汉中城固县古路坝天主教堂内继续开展教学。学生食堂建在天主教堂内山坡上,以松木为屋架,以竹笆为墙顶,条件异常艰苦,却苦中作乐。随着抗战的胶着,后方物价飞涨,学生食堂伙食水平日渐下降,许多同学吃不饱饭。衣袋中有钱的同学可到甸子上买个烧饼、或到大华食堂吃碗面条。袋中分文没有的只好勒紧腰带挺过去。
在偏远的古路坝,大华食堂给校友们留下无限念想。
大华食堂,名为食堂,实则为一家河南餐馆,一开始卖面条、炒烩饭、饼之类,后扩大经营到炒菜,乃至酒宴,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饭店。当时学生们主要吃校办大灶,饭菜单调,质量也差,日子久了,难以忍受。在这种情况下会去大华打一次‘牙祭’,也只是单炒腰花、肝尖、肉丝之类,或吃碗肉丝面、烩饼、酸辣肚丝汤拌饭,便已愿足了。在清苦的西迁岁月,那深山小甸子上的大华食堂吃食,让校友们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