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一观点招致了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同行的批评，而史谦德本人也逐渐厌倦于对民国“公共领域”的抽象理论分析，转而希望以更深入的实证研究完善自己的观点。
（
《史谦德谈北京的人力车夫》
采访
，2021年12月12日）
于是，在《未竟之业》一书中，作者引入了传记写作的思路，以“演说”这一政治行为为切入点，力图说明，民国初年互相斗争的专制机器和民主运动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国民生活的中间地带。在这个中间地带，人们以平等、自信的姿态从事着种种公开的政治实践，生成了一种政治化的生活方式，进而使废除帝制、挣脱奴役、追求平等等共和的核心价值得以保存和发扬。
（第9-10、14页）
《未竟之业》的传记写作始于对孙中山政治思想的研究，但史谦德认识到，“与孙中山同时，也有其他人物，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事业争取民众支持”
（《史谦德谈北京的人力车夫》采访，2021年12月12日）
，为了更全面地展现民国初年的政治生态，作者采用了合传的方法，将孙中山与女权运动者唐群英、外交家陆徵祥一道作为研究对象。三人的奋斗目标、政治地位和人生际遇不尽相同，作者在第三、五、六章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经历；但三人都在通过演说阐述自己的主张，而他们的演说生涯直接交汇在了1912年8月25日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上，这便是本书第一章《扇向宋教仁的耳光》探讨的主要内容。会上，唐群英和宋教仁两位革命同志就女权问题公然爆发了肢体冲突，会议主席张继勉力维持秩序，冲突仍迟迟不能平息。最后，孙中山亲自出面维系各方团结，唐群英等人的女权主张得到了原则上的支持，但终究未能被写入党纲。在史谦德看来，这场风波既“集中爆发了过往积攒下来的纷繁复杂的压力和影响”，也是“具有革命性的开端”。
（29页）
辛亥革命带来了从帝制到共和的巨变，但人们很快发觉，巨变并未让社会有什么好转。历法、礼仪、发型等方面的移风易俗长期呈现新旧并行的状态，新成立的共和制政府以祭祀明孝陵强调自身“驱逐鞑虏”的“法统”来源，袁世凯以军事和政治施压篡夺了临时大总统之位，妇女权利等种种社会问题更是一如往日。正如孙、唐、陆三人各自的经历所揭示的，在民国的混乱中，各方形成了或激进或保守的政治蓝图，而各方在混乱中的政治实践，又让这些蓝图以或集中或零散的形式保存和发扬下去。
点燃这场风波的唐群英，集中体现了女性以投身革命争取女子权利的理想主义，以及共和建立后理想破灭的沮丧之情。
（145-146页）
唐群英生于湖南新桥的书香门第，从小既能赛诗斗文又能骑马舞剑，还常与葛健豪、秋瑾等具有新思想的女性探讨时政，但她仍深切感受到了现实给女性套上的枷锁。1904年，唐群英赴日留学，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和组织，坚信妇女不应仅仅是现代国家的“贤妻良母”，而应享有完整的国民权利。为此，唐群英参与创建了同盟会，办报刊、建组织、造炸弹、上战场，事事不落男子下风。“民族主义直截了当的力量”让女子在公共生活参与上取得了一些突破，革命期间烽火遍地的局势也有利于妇女团体的壮大和串联。
（162、166页）
但哪怕在革命阵营内部，女性的贡献也仅被视为次要的辅助工作，其他固守“男女有别”观念的势力更不必说。1912年3月，南京临时参议院拒绝把男女平等写进《临时约法》，女权运动者因请愿无果，在议院大闹一场，由此招致的各方批评和排挤又进一步加强了她们持续反抗的动力。
（185页）
8月25日唐群英等女性掌掴宋教仁，并数次以自己的演说打断议程的“越轨”行为，正是在宣示自己的地位：“论冲击力和影响力的话，那天的唐群英等一众妇女，与宋教仁、张继甚至孙中山都是平等的。”
（75页）
孙中山对唐群英表示同情和理解，却仍认为此时不宜把男女平等写进党纲，确是女权主义者此刻艰难处境的写照：唐群英等人的女权主义宣讲引起了革命派内部和社会舆论的同情，也与欧美女权主义者的斗争相互呼应，但获得参政权的目标始终没有达到，“中华民国”依旧是“中华男国”。但是，史谦德指出，正是由于女权主义者四处演说、发起组织、兴办报刊等种种实践，“有某种‘中华女国’在较小规模的倡议和组织中存续了下来”，成为女权运动继续推进的基础。
（217页）
唐群英（1871-1937）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