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二、跨越农场和国家的边界：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轮廓
（一）反思与超越：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提出背景
食物体制理论的提出最初是为了探索“农业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及国家体系发展中的作用”（Friedmann & McMichael，1989:93）。这一理论既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延伸与发展（Bernstein，2016:623），又与20世纪70年代西方农业社会学的农业研究范式变革息息相关（Buttel，2001:168）。
“二战”结束后，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在前殖民地国家应用遭遇普遍失败，这引发了新马克思主义对于发展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发展主义强调的民族国家内部工业和农业的互补性只在英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中得以体现，而欠发达国家和前殖民地国家的经济体系早在殖民时期便因殖民干预形成了严重的出口依赖（Amin，1974）。民族国家边界之外的资本和势力对这些国家内部的国民经济体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一个覆盖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已然形成（沃勒斯坦，2013）。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不再只依靠民族国家内部城乡或工农之间的互动实现，而是依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全球尺度下进行。因此，研究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渗透和改造以及农业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都不能再局限于城乡差异、阶层结构、农业技术等民族国家内部的因素，而需要将跨国资本借由世界体系所施加的外部干预和影响考虑在内。食物体制理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问题意识，并在全球尺度下展开对农业和食物体系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克迈克尔指出“食物体制理论并不是关于食物本身的理论，而是研究食物生产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这种关系被生产和复制的”（McMichael，2009:140）。
食物体制理论的提出还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展的产物。它的诞生有着更为直接的经验现实背景，并与西方农业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变革相关联。在食物体制理论诞生的20世纪80年代，世界农业和食物体系正在经历着“去民族国家化”的浪潮。跨国农业公司逐渐成了农业投资、种植和经营的主导者，以跨国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为主要形式的全球商品链已然形成，食物的生产正在以种类为单位逐渐集中于少数国家。而彼时美国农业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仍局限于农业生产端的研究，无法为理解现实变化提供足够的帮助。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农业生产只是复杂社会网络中的一环，只关注生产环节的传统农业研究范式已经无法适应农业快速全球化的新特征。这些研究者指出，必须超越传统的农业生产分析尺度，关注“农场大门”之外的动态、过程和实践，对农业供应链和消费端相关的内容展开研究（Buttel，2001:175）。正是变化的经验现实以及农业社会学研究范式变革的呼声催生了以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为研究对象的食物体制理论。
（二）规则与体系：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
为了更好地呈现资本主义如何利用全球食物体系来实现资本积累与再生产，食物体制理论借鉴了米歇尔·阿格列塔（Michel Aglietta）的调节理论和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以“规则”和“体系”为核心概念勾勒出食物体制的基本轮廓。
阿格列塔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模式称为积累体制，它涵盖了技术、劳动组织方式、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等生产体制运行的基本经济条件。资本主义必须不断调节其制度形式以保障积累体制顺利运行，这种包含规则、惯例、组织形态和制度等复杂因素的调节的集合，即是资本主义的调节模式（Aglietta，1979）。弗里德曼将食物体制解释为“世界范围内受规则支配的食物生产和消费结构”（Friedmann,1995:513），这里的“规则”就是阿格列塔强调的资本主义调节模式在农业和食物体系中的体现。这种“规则”在食物体制中最重要的作用是修饰其所形塑的不平等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争取公众认同以获取制度合法性。例如，第一个食物体制实质上是英国殖民霸权为掠夺殖民地/移民国家的廉价食物而形塑的，但这种掠夺为“自由贸易”的“规则”所修饰，这种修饰形成的大众认同赋予了其制度合法性。随着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改变，支配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规则”也会发生改变，进而推动新的食物体制形成。通过对“规则”概念的使用，食物体制理论将全球食物体系变迁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回答了农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发挥何种作用这一核心问题。
沃勒斯坦认为，种族、民族或是国家始终是以某种形式联系在一起而非孤立发展的，因而总是会形成一定的“世界体系”。而16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则在资本主义主导下呈现“世界经济体”的形态。世界经济体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但也同时被文化联系或政治安排加强。世界经济体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实现资本积累这一主要目的，推动形成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国家体系结构。这种层级结构决定了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和国家体系结构的基本特征，居于核心位置的国家为了实现资本的积累与再生产，会不断通过体系对处于半边缘和边缘位置的国家进行剥削（沃勒斯坦，2013）。食物体制理论借鉴了世界体系论的这一判断，并认为特定时期的全球食物体系是该时期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国家体系结构在农业和食物领域的投射，其外在形态即是农业和食物领域的国际分工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里德曼强调“食物体制理论的研究目的在于谨慎地不把农业和食物体系与普遍存在的国家农业政策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分开”（Friedmann & McMichael，1989:95）。
（三）稳定与变革：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分析框架
基于“规则”和“体系”两个核心概念，食物体制理论强调特定时期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需要和国际霸权秩序形塑了某种“食物体制”，这一食物体制以相对固定的规则支配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并推动以霸权国家为核心的农业和食物生产消费国际分工体系的出现。而随着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改变，国际霸权秩序也将重组，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便会进入动荡的变革时期。旧食物体制的规则逐渐丧失合法性，其所组织的农业和食物生产消费国际分工体系逐渐崩塌。而孕育于旧食物体制之中的新要素则会逐步发展壮大，在资本主义新的积累体制推动形成的新食物体制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稳定—变革的研究视角正是食物体制理论区别于其他食物体系研究的本质不同。基于这一研究视角，食物体制理论对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食物体系变迁展开了分析。
资本主义积累体制需要的变迁与国际霸权秩序的重组是食物体制形成和消亡的根本原因。第一个食物体制（1870—1914年）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外延性资本积累”体制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需求推动的。而第一个食物体制之所以会向第二个食物体制（1947—1973年）转变，则是由于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向依靠泰勒制劳动组织和大规模生产消费品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内涵型资本积累”阶段的转变（李其庆，2004）。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变迁也往往伴随着世界秩序的重组和国际霸权的转移。英国凭借其庞大的殖民帝国体系在“外延性资本积累”阶段成为世界秩序中心的霸权国家，进而主导了第一个食物体制（Friedmann，2005:234）。而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国际体系中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在资本主义进入“内涵型资本积累”阶段后取代英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从而主导了第二个食物体制（Friedmann，2005:240）。
规则的合法性和体系的持续性是食物体制形成和消亡的核心动力。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需要并维系国际霸权秩序，霸权国家必须形塑一个以隐性规则为原则组织起来的国际农业和食物分工体系，以实现对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控制和主导。英国主导的第一个食物体制以“自由贸易”为“规则”，形塑了一个由欧洲工人阶层消费群体与殖民地/移民国家廉价农产品组成的“殖民—离散食物体制”（the colonial-diasporic food regime）。而随着20世纪初英国殖民霸权的没落、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新大陆自然生态灾害对“自由贸易”规则的冲击，欧洲—殖民地/移民国家的分工体系也难以维系，第一个食物体制逐步走向解体（Friedmann，2005:235）。尽管第一个食物体制走向了消亡，但其所形塑的以出口为生产导向的家庭农场主阶层却在移民国家（尤其是美国）日益壮大，成为以“发展援助”为规则、由美国主导的“重商—工业食物体制”（the mercantile-industrial food regime）中的主要农业生产经营群体。从“自由贸易”向“发展援助”的规则转变使得第二个食物体制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比第一个食物体制更隐晦而难以察觉。但这一食物体制仍建立在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的霸权的基础上，因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全球粮食危机、经济危机和贸易争端的冲击以及国际秩序多极化趋势的加强，“发展援助”的规则日益遭受质疑，美国/欧洲—第三世界国家的食物生产消费分工体系亦难以维系，第二个食物体制因此走向了消亡（Friedmann，2005）。
（四）固化与缺失：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主要局限
通过将现代食物体系变迁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发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经典食物体制理论揭示了隐匿于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背后复杂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但这种揭示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遭受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
一些学者认为，食物体制理论从政治历史层面出色地描绘了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价值关系的发展变化，但这种描述却与调节理论的分析范式机械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该理论对全球食物体系历史阶段的分析过于模糊且充满矛盾（Araghi，2003）。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典食物体制理论蕴含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是对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中复杂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过度简化。对资本渗透和改造农业的过度强调使得经典食物体制理论对资本与农业具体关系的讨论脱离现实，变成了一种同质化的宏大叙事理论（Goodman & Watts，1994；Bernstein，2016；Marsden，2016）。这些批评揭示了经典食物体制理论的局限和不足，进而推动了食物体制理论的当代发展。
三、回归农业与资本的复杂关系：食物体制理论的当代发展
进入21世纪后，食物体制理论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对当前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的讨论。然而，摆在学者们面前的却是一个充斥着矛盾现象的复杂农业和食物体系。一方面，全球农业和食物体系进一步公司化和资本化。跨国农业公司主导了全球农产品贸易链条，并依托现代食品工业技术生产和销售着消费者难以追溯产地、无法判断成分的廉价工业食品，即“不知来自何处的食物”（food from nowhere）（Campbell,2009:311）。另一方面，反对跨国农业公司主导的廉价工业食品体系的社会运动也在全球各地兴起，这些绿色环保运动迫使跨国农业公司同时建立起一个符合消费者对环境保护和健康饮食的诉求、与廉价工业食品体系平行的绿色食物体系，向食物消费者提供能够被追踪来源且符合特定绿色健康标准的“来自某处的食物”（food from somewhere）（Friedmann，2005: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