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期 王佳鹏 博士】现代羞耻感的形成、运作与后果：一项西方社会理论史的考察

在进入研究之后，王博士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在浩若烟海的关于羞耻的诸多理论中找到自己的线索，并把它呈现出来。这项研究涉及的学者包括齐美尔、弗洛伊德、埃利亚斯、舍勒、萨特以及戈夫曼等很多人物。在研究的过程中，王博士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他对这些人物及其思想的梳理使他对羞耻的认识，跟舍夫的理解和本尼迪克特所代表的“耻感文化”研究略有分歧。舍夫基本上仍然是从符号互动论角度理解羞耻，即使当他论述民族主义等宏大问题时，也是从微观的社会互动及互动中的羞耻来分析的，没有将羞耻置于整个西方现代性之中，后面会继续展开讨论这一点。先说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她区分了西方人的“罪感文化”和日本人的“耻感文化”，根据她的观点，羞耻感对于西方人来说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罪感，或者说，羞耻感是从属于罪感的，羞耻感在东方文化中更有地位。但王博士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在西方，羞耻感同样具有重要地位，而且未必就比罪感重要。本尼迪克特认为罪感文化来自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但基督教教义在论及原罪时，强调亚当夏娃最先拥有的是羞耻感而不是罪感，其后上帝惩罚他们，人类才有了“原罪”。从耻感和罪感的出现频率上看，《旧约》中耻感的出现频率要远高于罪感，《新约》中耻感的出现频率略低于罪感。况且，基督教是东方宗教，是在罗马帝国中后期才在西方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的。那么，基督教兴起之前的西方人或古希腊人究竟是耻感文化还是罪感文化呢？埃瑞克·多兹等古典学家认为，在古希腊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耻感文化，可能在基督教兴起之后，西方社会才慢慢地过渡到了罪感文化。而本尼迪克特将日本的文化特征归结为耻感文化，虽然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但同样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尤其是本尼迪克特将耻感视为更看重外在约束而缺乏内在约束，这一点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而且，按照森三树三郎的观点，耻感文化的发源地在中国，以后才传播到日本。

因此，羞耻感不仅是如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东方人和日本人的文化特点，在西方社会也同样重要。前面提到了古希腊和基督教的羞耻感作为背景，但王博士的研究焦点在于现代西方人的羞耻感到底是怎么回事，通过对现代羞耻思想的梳理来回应舍夫和本尼迪克特等人的研究。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相比于心理学和伦理学，社会学对于羞耻感的讨论仍然较少，也不太受重视。例如齐美尔的文章《羞耻心理学》，至今没有翻译成英文，美国的情感社会学家对它知之甚少，他们更重视齐美尔在《时尚》一文中提到的“避免羞耻是我们追求时尚的动机”；又如弗洛伊德论述的主要是“罪疚感”，对耻感谈论较少，而在他之后的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提到过，西方人经常把shame归结为guilt，批评的可能就是弗洛伊德；舍夫认为，弗洛伊德早期曾经把羞耻作为心理疾病的原因，但后期他的研究重点慢慢转向了罪感；此外，舍夫认为，戈夫曼选择尴尬和困窘作为研究的对象，是因为困窘和尴尬比羞耻禁忌性更低，戈夫曼为了使自己的著作能够更为畅销，才选择了困窘和尴尬作为研究对象。但王博士在阅读了大量文献，包括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之后发现，越是到了现代社会，羞耻感越不会得到公开的表达，越是会被隐藏和遮蔽起来。越是到现代社会，越是不那么具有禁忌性的轻微羞耻感，比如困窘，就越是比严重的羞耻感更容易被我们注意到。这是现代化和文明化进程本身造成的后果，不能说只是因为戈夫曼的个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