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隆2020年寄语：愿我们清醒，愿我们的孩子在尘世获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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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看到这个镜头时，整部电影里积累下的愤懑与压抑，变成眼泪夺眶而出。

那个可怜的女人，牵着害她一生的罪魁祸首的尸体蹒跚远去的镜头，是一个痛心而可怕的意象——世界上再难找出另外一个镜头，能这么痛彻心骨地表现出宗教压迫下普通群众的愚蠢、懦弱、可怜、可憎。

一直以来，对群众的称谓都不太好听，从群氓，屁民，苦逼，到如今风行天下的称谓：屌丝。这些称谓无一不折射出群众身份的底层属性与工具属性。爱默生早就说过：“人民群众是粗俗的，不健全的，未经改造的人。”

但，多数愚蠢并非天生，而是在某种机制与环境下特有的产物。

无知和恐惧，是锻造愚蠢的两个最核心要件，缺一不可。

推广无知并不难。

印度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解剖过纳粹后，在其名著《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里，如是评述：“专制国家有无数的可怜人，长期活在单一的信息里，而且是一种完全被扭曲，颠倒的信息，这是导致他们愚昧且自信的最大原因。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的确不知道真相。”

历史上对群众洗脑最成功的国家就是纳粹德国。戈培尔所领导的纳粹德国宣传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宣传机构，他创造的宣传理论至今仍被诸多效仿。比如他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离开了祖国，你什么也不是”等，后来均成为了宣传宝典。戈培尔早就看透了人性，因此他对下属们说：“人民群众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简单和重复。”在戈培尔简单有力，不断重复的单向灌输宣传下，整个纳粹德国的人民群众开始变得对世界张牙舞爪，最后埋葬世界，也彻底埋葬了他们自己。

著名导演马克斯·法贝尔布克依据战地日记史实执导的电影《柏林的女人》，真实反映了这种羞辱性的惩罚与民族伤痕：在苏军进军柏林期间，苏军放纵士兵对多达190多万的妇女进行了肆意的强奸和蹂躏，单柏林，就有近一万名妇女被强奸致死。

电影《柏林的女人》剧照

公元前356年战国中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变法：商鞅变法。“民愚则易治也”是商鞅变法里贯穿始终的核心思想之一。《商君书·农战篇》要求人们除了积极从事农耕与参军作战之外，必须舍弃杜绝其他一切社会生计与文化生活，与燔诗书、禁游学等野蛮措施配合，把民智、民力限制在一个极其单调、简陋的狭小世界里，以便民众在极其蒙昧的状态下，成为听任帝皇摆布的“耕战机器”。

千古一帝公孙鞅的变法，成就了嬴政的霸业，但却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噩梦与劫难：秦以后，“百代皆行秦政制”，至朱元璋时已“片板不许入海”，大名鼎鼎的康乾盛世时最流行的政府活动则是全国大范围“删削书籍，以正视听”，文字狱登峰造极，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谄媚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近代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

在捷克大导演福尔曼眼里，《戈雅之灵》里的那个女人，只是一个符号，他们与那些可怜且愚昧的苏俄东宫水手、纳粹党卫军、满清义和团没有任何区别。

终其一生，福尔曼都在试图用电影启蒙和拯救这种民众的愚蠢。1975年，逃离祖国捷克，流落美国的他拍出了电影史上最卡夫卡的经典影片《飞越疯人院》，并一举囊括了奥斯卡5项大奖。

当时电影评论家最经典的评论是：“美国人说，为福尔曼感谢上帝吧，他终于从一个‘疯人院’里逃了出来；而捷克人却说，你看，福尔曼后悔了吧，他去的其实是一个‘疯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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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最令人悲哀的消息，是北京的冬夜，一个叫杨文的急诊医生被病人家属残忍杀害。

这一天，在西方节日中，被称为平安夜。

很多人问我，为何现在社会有如此多的丑陋、猥琐、懦弱、丧失人性的底层相残？

无他，民众两千年来被不懈弱民的遗毒——被拆散、原子化的个体羸弱不堪，完全丧失自保的权利与能力，自由、财产乃至生命随时可能、可以被剥夺——这种内心的恐惧感，是制造愚民的另一个必要条件。

人类是群居生物。在群体中，有群体的规矩。儒家的宗法社会，礼乐，就是规矩之一。孔子说慎终怀远，民德归厚，孟子说乡人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都是在小群体为了存续而必须坚守的规范与道德。人在小群体中有相互有预期，因此才能够为小群体做出牺牲，为他人做出牺牲——自己为宗族而死，妻子孩子都不用操心，大家都会管。华夏文明未灭，跟这种宗族、宗法制度关系很大，哪怕在汉民族最悲戚的五胡乱华时代，北方豪族结堡自守，子弟兵战斗力爆表，也能护佑宗族和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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