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如何把一张日历变成外交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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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你要建设官僚制，你也需要一张公认的时间表。赵冬梅老师在这本《法度与人心》里，就举过唐朝的例子。大唐朝廷是在每年的十一月颁布下一年的历法。但因为吐鲁番跟长安隔着两千多公里，等历法传到吐鲁番的时候，都到下一年的二月了。那个时代的交通状况就这样。可问题是，地方政府给官吏们发的口粮，是按月发的，大月小月不一样。你看，麻烦了吧？有两个月，不知道怎么发。所以，只好一律先按小月发放，等新日历到了，一看如果有大月，再给补回来。

直到今天也是一样，从汽车上路大小号怎么限行？到一年哪几天放假？怎么调休？这都是政府的一项公权力。整个社会的作息、动静、行止的节奏，都是靠一张公认时间表来调节的。否则，包括老百姓的约会、节庆、赶集、婚姻，任何公共生活都无从谈起。

你可能会说，那西夏也没有必要非得要宋朝的时间表啊。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自己制订历法不就完了吗？可以是可以，但是历法的本质，是对周期性天文现象的预测，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这一圈叫一年，同一个月亮围绕地球公转，这一圈叫一个月。昼夜平分这是春分秋分，太阳照在南北回归线上，这叫冬至夏至。啥叫预测，就是你制定的这个历法，真的能预测，能跟头顶上的天象对得上。你说初一，月亮真得看不见；你说十五，月亮真得圆；你说今天冬至，那后面的白天确实得越来越长；你说哪天日食月食，老天爷真得能帮你作证才行。对，历法这个事，不是随心所欲可以订的，它不仅有技术门槛，而且行还是不行，拉出来遛遛，所有人都可以拿天象做验证。

这套观测天文现象的方法，不是所有文明都掌握了的。这也就是为啥能不能制定出精确的历法，成为了衡量人类早期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太平广记》里面就记载了唐太宗的一个故事。太史令李淳风，就是负责推算历法的官员，有一次对唐太宗说，我预测马上会有日食。因为牵涉到占卜，太宗不高兴了，要是到时候没有，你就说怎么办吧？李淳风倒也够硬，回了句，如果到时候没有，我就自杀谢罪。结果到了那天，唐太宗就在皇宫里等着看，没看见日食。他就跟李淳风说，来吧，我放你回家一趟，你准备跟你老婆孩子告别吧。李淳风说，别急，等着太阳的影子到了墙壁上，才到时候。诶，最后的结果跟李淳风说的分毫不差。你看看，不仅验证容易，而且双方都不会有争议，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半点含糊。

即使是大宋，虽然历法技术相对先进，但是也无时无刻不面对这种验证压力。就拿这次颁给西夏的《崇天万年历》来说，这部历法是从宋真宗的时候开始研发的，天圣元年，就是宋仁宗上台的第一年就出了成果。结果当年说有日食就没能验证，老天爷没给面子，只好又回炉再改。后来又遇到过预测不准日食的情况，只好换用了一种“明天历”，结果用了三年，明天历预测月食又不准，只好又改回到崇天历。

顺便多说一句：“可验证”这个特性带来的好处非常大，因为可验证，所以中国古代历法非常开放。举个例子，明朝末年的时候，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朝廷里面就分成两派，一派以徐光启为首，主张用西方传教士的技术来推算。另一派就是保守派，觉得徐光启就是在妖言惑众，还是老祖宗的办法最好使。崇祯皇帝就说，那验证啊，比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前后一共比了八次，无非就是日食月食行星运动，看谁预测得准。结果呢？比了八次，结果是八比零，都是徐光启这一派赢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本土历法就融入了西方历法的很多算法，我们今天的农历，就是这么一路演化来的。你看，因为可验证，一翻两瞪眼的事儿，保守派也没得可保，省了很多无谓的争执。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南怀仁和杨光先的冲突。那是另一个精彩的故事。1664年的事儿，我们《文明之旅》按照计划，会在12年后说到它，敬请期待。

好，说回到大宋和西夏。要说当时的历法技术，大宋毫无疑问要远超西夏。所以，颁赐历法这个事儿，不仅是大宋对西夏的要求，也是西夏对大宋的需求。从一个历史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半个世纪后，到了1097年，那是宋哲宗的时期了，双方形势又开始紧张，宋朝这边的一个举动就是停止颁赐历法。到了宋徽宗上台，才恢复。所以你看，“颁赐历法”和“要你称臣”不是一个性质的行动。从来没见过大宋皇帝主动不要人称臣的，但是主动收回历法，多少带有一点惩罚的意思：卡你脖子，看谁求谁？

中原王朝这边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历朝历代，不仅自己要内部统一历法，而且要垄断技术。 有学者统计，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在开国的时候，都会颁发禁令，禁止民间研究历法。宋朝一向号称推崇仁政，但是对这种关键技术也绝不含糊。太平兴国二年，也就是宋太宗那会儿，把全国351个懂天文的人抓到开封，在里面挑了68人送到官府里做事，其他人全部把脸刺上字，发配海岛。到了宋真宗的时候就更严，如果敢偷藏这方面的禁书，抓着了就处决。举报相关嫌疑人，赏十万钱。这样的严刑峻法，有士大夫反对吗？没有。岳飞的孙子岳珂就说过，为了技术保密，不得不这么做啊。

大宋朝只有一次放开了禁令，也是因为“不得不”。那是靖康之变的时候，女真人攻破开封城，见着天文仪器就搬，见着天文官员就抓，为的就是抢走推算历法的技术。从开封到燕京，一路上很多仪器都毁掉了，剩下来的，也因为两地相差千里，地势也不一样，没法用了。而宋朝这边，宋高宗到了杭州之后，没有天文官员可用，只能解除禁令，从民间招人。宋朝这还算是幸运的，想找的时候还能找到。明朝因为初期杀懂天文的人杀得太厉害，到了明孝宗的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没人，还是都被杀怕了，反正官府怎么征召，都找不到会算历法的人。

你看，历法这个技术，在古代就是这么敏感。

你可能会说，如果自己研制历法那么难，那西夏就不能搞一套宋朝的历法，然后假装是自己的，换个包装接着用吗？就像今天的软件套壳一样。确实可以，而且在很长时间里，西夏就是这么干的。我们今天在西夏的黑水城遗址考古，发掘出西夏后来自制的历法，可是和当时南宋的历法一对比，在历法格式，月份大小，以及每个月的第一天是哪天，简直是一模一样。

但是请注意，那是在南宋。双方的疆域已经脱离接触了。如果是在北宋时期，西夏如果非要这么做，也不是不行，但是，双方之间毕竟还是有人员往来，大家一对，哦，我们号称的西夏自己研制的历法原来和你们那边一模一样啊？这个是瞒不住的啊。

好，如果西夏接受了大宋颁赐的历法，用上了先进技术，那会有什么下一步的后果呢？

2

合法性的时间

刚才说的，是历法的工具性，也就是实用性。但是，如果这么理解历法，就还是有点浅。

过去一提中国古代的历法，好像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农耕民族，历法是种地生产的需要。没有历法，容易误了农时。江晓原老师的这本书《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里面就澄清了这个误区。你想，中国古代指导农业，有24节气，它在西汉初年的《淮南子》里面就已经全部出现了。2000年了，没变化。这说明啥？说明节气就是说个大概，不用再往前做精细化迭代了。因为农时嘛，不需要那么精准，误差个几天，影响不了什么。而且你看，24节气里面，只有四个节气，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那是含糊不得的，必须上应天象。其他二十个节气直接与季节、气候及物候有关，比如雨水、惊蛰、清明、谷雨、立春、立冬、大雪、小雪，这些用不着精密的历法推算，它们更多是来自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那既然历法和农业的关系不大，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么重视历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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