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北方长城，作用自始非只消极面的防御，而另有其更主要的积极原因才兴建。
这个原因，须从长城为什么构成为北方新领土，以及新领土为什么开辟和为什么建设而得知。那便是汉族势力继续膨胀之下，汉式农耕环境扩大与净化趋向的再延长。
汉族从游牧胡人手中夺取土地，是为了这片土地适合于农耕，这片土地既加入农耕中国，便拒绝胡人再予游牧化，拒绝部分必须有个标志，这个标志，便是长城。
长城在一系列建设新领土措置中担当的任务，也即在此，而代表了汉族巨大的压制和吓阻力量，一种向胡人警告止步的指示。
换言之，站在汉族片面与主观立场，用人力划出与强制对方接受的一道汉胡国界或国境线，而非纯粹的国防工事或国防线。
国境线虽非不能兼为国防线，长城的本身也不可否认必带军事色彩，但至少当时长城的要塞性国防线意义，已隐蔽在国境线性格背后。
前引《史记》匈奴列传两见“拒胡”字句，“拒胡”（拒绝胡人）迥非后世所谓“防胡”“御胡”的示弱性可比拟，这是个充满了骄傲与自尊的字样，与秦始皇本纪中“斥”“逐”相呼应。
最初的长城，便这样拒绝和阻断了胡人———军事的，也是政治的。
长城国境线性格，战国时代后半列国分段建筑的北方长城已经具备，到秦朝汉族大帝国建立而愈突出与明朗。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革命、毅力、效率和进取的代表性朝代之一，也是充分表现汉族诞生期勃发朝气的伟大时代，非常重视国境观念，是其特征。
秦始皇五次巡行全国，刻石讴歌皇帝丰功伟业时，国界四至往往陪伴镌以明文，如：“皇帝之往，存定四极”，以及“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意思是说：一统的完成，国家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已到达了“极”。四极之中，两个方向有海洋作为自然界限，另两个方向，便以长城———人为的国界线为界。
秦朝大长城，这条略呈弧形而划定当时汉族意识中“中国”与“非中国”界限的大工程，主持者便是蒙恬，他是攻占鄂尔多斯草原的最高统帅，以及郡县与移民政策的执行人。
雄伟的秦朝大长城，乃是汉族人定胜天的战斗精神结晶，凭双手与决心，创造并达成了“极”的构想。
大长城的所以为“极”，正因为国界恰恰符合自然地理。从大体而言，汉式农耕事业已到达很难利用的真正草原为止。
长城以外，断然放弃，长城以内，便是被圈定可供农业发展的所有土地，这些土地，秦始皇和他的政治家们确认必须统一划归“中国”。
全面隔断草原—耕地的万里长城，也便代表了农业汉族最大限度利用空间的界线。
长城的建造，既表示那些土地应该保持在汉族所认定的“中国”以内，以供汉族利用，则相对而言，也便具有其他土地汉族不该涉足的意义。
事实上，长城之为“极”，“极”的本身意义，便代表了限制。所以，长城的作用是双重的，非只对外，同时也具有对内性。
关于后者，便是设定了一道汉化极限，一方面，限定农业社会最大限度的活动范围，凡汉族一律必须居住长城以内，私越长城线，罪名等于叛离中国，惩罚可能非仅仅判处徒刑；另一方面，也为汉族定型后所建立的统一农业社会新秩序，设定一个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