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研院院士许倬云自述：平生所学，未负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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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学历史归功傅斯年指点

对于我一生学科选择影响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

我的中学是在无锡读的，无锡的学术气氛很好。我所在的辅仁中学，规模不大，但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很融洽，除了上课，老师们经常会让我们看很多课外的东西，在那时我就对历史比较感兴趣。

到台大之后，本来考进的是外语系，不到两三周，傅斯年校长找我了，因为我的入学考卷给他的印象很深，数学是满分，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校长那里。找到我之后傅校长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你应该读历史系。”

在台大上到二年级，我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傅先生又把我找过去，跟我说：“你好好读历史系，将来你到史语所来帮我。”

他老人家的样貌，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学历史，要说受了谁的影响，那就是他老人家。惭愧的是我学历史博杂得很，不太专心，对什么都感觉很有趣。

对于研究历史，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我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

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去，芝加哥大学也是很奇怪的学府，不大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我选课的范围也比较宽，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等。

我都很难说在芝加哥大学读的什么系。比方说我读宗教学，但是并不拿学分，而且选读宗教学的只有我一个学生，爬到三楼去听老师上课。

中间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医院里开刀，教授我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到我的病床前去教我，带去书，一边讲，一边讨论。

芝加哥大学是韦伯理论的接受者和大本营，我到那里的时候，韦伯理论刚刚传到那里不太久。我在那里读社会学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文官制度，因为这是韦伯理论大的系统中的一环，我的指导老师Blau先生所从事的就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分析，那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韦伯谈到的官僚和中国文官制度的基本差别。

这些是我一生的幸运，因为开刀，因为走路不方便而受到老师们特别的照顾，得到别人不太容易碰到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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