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刘焱
：如前所说，在两唐书中，他被描绘成一位具有多种技能但无心政治的隐士，然而在新出土的他儿子孙行的墓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孙思邈其实和朝廷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需要通过朝廷的支持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展示他是一位优秀的医生。那么，他的竞争对手是谁呢？我觉得应该是从世家大族出身的世袭医生。
孙思邈不能说来自一个贫寒的家庭，他的家境应该还算比较富足，但不是世家大族。世家大族在六朝是非常有势力的，这些家族里出来的医生往往是世袭性的，很有威望。孙思邈不属于这个群体，他从小喜欢医术，通过自学、博览群书，在年轻的时候就以能治病救人而闻名，之后被几位皇帝邀请入朝为官，但他屡次辞谢不就。不过，唐初他曾经在一个政府医学机构——尚药局里做过鉴别药物、编撰本草书的工作，以此来提升自己作为医者的地位，在当时激烈的医学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最后我想提的一点是，唐中期以后，政府对医学的支持式微，士大夫对医学的兴趣开始提升。我在书中讲到了包括刘禹锡、柳宗元、韩愈这些人对医学知识非常感兴趣，一方面他们通过学医以达到为自己治病的目的，他们之间也分享一些用药的个人经验。另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面向，他们往往通过书写服药的经历去表达政治理念，比如说用药应该对症下药，那么，用人也应如此，政府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拔人才。这样的政治隐喻，在唐代中期以后的文人书写中经常会看到，到了宋代则更加显著。宋代的士大夫对行医这件事变得很感兴趣，尤其是那些在仕途上受挫的士人，他们觉得行医是一个很好的“第二职业”，“儒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
对于出身世家大族的医家，似乎在读者印象中还是很模糊的，您可否举例谈谈？
刘焱
：有关世家大族医家的研究，早期有范行准先生对于六朝时期门阀和山林医家的总体概述，近期有香港城市大学范家伟老师对于东海徐氏的个案研究。东海徐氏是一个有名的八代行医的家族，徐之才就是从这个家族里出来的。世家大族的医家，有两个基本特色：第一个是世袭行医，医学知识在一个家族内部传播，不外传，但是他们有时也著述医书，把医学知识通过书写的方式传播于世。第二个特色是世家大族跟当时的政治生活紧密相连。六朝时虽然医官出现于政府机构，但还比较简单，不像唐宋时期那么系统和专业化。这些出身世家大族的医生大都入朝做官，但官职往往和医疗没什么关系，不过他们行医成名对其仕途是大有帮助的，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其政治抱负。
其实在汉代我们就能看到这种以医入仕的现象，也就是说，行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医家的具体形象在汉代到六朝的史料里不多，我们对每位医者的个人信息和行医经历可以说是知之甚少，只是知道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创造医学知识，尤其在江南地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而且他们医学知识的制造往往与宗教活动相互绞缠，比如炼丹术。陶弘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来自建康一个世代行医的家族，从小受家族影响，对医药很感兴趣，年轻时在南朝齐任一小官，三十六岁时辞官退隐建康附近的茅山。他对道教很感兴趣，家里又有医学背景，所以在茅山隐居时编纂了几部很有影响力的医书和道书，比如《本草经集注》《登真隐诀》。
我们对陶弘景的了解比较多，因为他在道教、医药、文学、书法等多方面都有造诣，所以关于他的史料不少，而且《本草经集注》的序很长，内容丰富，里面有对药物剂量、配伍、炮制等技术的详尽阐述，是研究中国早期药物学至关重要的文本。
陶弘景跟政治也有很深的渊源，他在茅山隐居期间，与南朝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有密切的往来，为梁武帝出谋划策，所以他被称作是山中宰相。梁武帝对炼丹也很感兴趣，并且为陶弘景提供了大量的炼丹材料。凭借这些资源，陶氏在六世纪初开始在茅山炼丹，并将炼好的丹药进献给梁武帝，但是梁武帝并没有直接服用此丹药，而是将它供奉起来，在良辰吉日向其敬拜，以期获得神效。此外，陶弘景跟佛教也有关联，所以说他是一个很多面的人物。
《以毒为药》更多谈到的是六朝到隋唐，那么这之前及之后的时段是怎样的情形？
刘焱
：中国药学发展的源头，包括毒药使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汉代乃至汉代之前。中国最早的本草书《神农本草经》是东汉时期成书的。神农是一个传说人物，在汉代的文本中被塑造成是农业和药学的始祖，《淮南子》即讲到了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的故事。可见《神农本草经》的撰写应该是基于一种经验性的知识，就是由尝药而得来的经验，这在中国古代药学是一个很重要的面向。药物的有毒无毒，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认识到的。有意思的是，古人对药物有毒无毒的定义是既定的，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某种药是有毒的或无毒的，对寒、热、平之类药性的界定也是如此。我想，这应该是基于服药后的身体体验而定义的。那么，《神农本草经》到底是谁创作的呢？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是集体创作。汉代史料中记载有一种专司药事的官员叫“本草待诏”，平时待命，皇帝需要的时候应诏进宫编纂本草书。本草待诏往往与当时的方士有一些关联，后者掌握各类奇技秘术，如观星、风水、炼丹、占卜等，可见在汉代，本草与这些方术知识混为一体。我们从汉代出土的医学文本中也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比如马王堆出土的医书，有很大一部分是医方，而非本草药物的书写，但这些医方大量使用毒药，尤其是附子类药物。这些附子类药物不光用来治疗疾病，还被赋予神力，比如可以让人快速奔跑。可以说，汉代是中国药物学发展的初始阶段。《神农本草经》作为本草书的基石，虽然它对药物的有毒无毒做了基本分类，但直到陶弘景的年代，才把每一种药有毒无毒的状况说得比较明确和细致。
附子。
图片来源：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北宋）
到了宋代，政府在医事管理和医学知识的规范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正值印刷术蓬勃发展，也促进了医书标准化的过程。北宋朝廷选择了十余部医书，在十一世纪成立了专门的校正医书局来校对、整理这些医书，然后通过刊印的方式传播出去。康奈尔大学的艾媞捷老师（TJ Hinrichs）称此为医学的政治管理，即通过规范医学知识来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中国南方有很强的用巫术疗病的传统，这和北宋政府所倡导的本草、方书的医学体系是非常不同的。北宋政府就是通过推广其视为正统的医学知识以压制这些所谓的异端，以实现其有效的政治管理。我们今天看到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古代经典医书，几乎所有都是北宋以来的印本，而宋以前的写本大部分都已佚失了。这些文本成为“经典”，与北宋政府将其提升、整理与规范密不可分，其中保存的很多宋以前的医学知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宋朝廷的修改、删节与重整。而我所着重研究的六朝到隋唐时期，使用宋以前的文本就显得非常重要，比如敦煌的医学文书。把敦煌的文本跟北宋的文本相比较，就会发现其中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北宋的本子不太可能去赞颂唐的辉煌，但是敦煌的文本就会讲我大唐要统治天下应该做哪些事情，其中就包括规范本草知识。事实上，北宋政府在重整医学知识上的努力在唐代已经可以看到端倪。七世纪的《新修本草》是中国的第一部官修本草书，对后世的本草撰修影响深远。唐玄宗李隆基在八世纪也亲制《广济方》，并下令将其主要内容刻在大版上，榜示于村坊要路。与印刷术相比，这种公开展示的方式就医学知识的散播而言会更慢一些，传播面也没有那么广，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国家在规范医学知识上所做的努力了。
《新修本草序》。
图片来源：
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文书《新修本草》残卷
讲到医学与信仰、方术的混杂，那么，是否说中国医学发展史从古到今有一个医学和宗教分离的过程呢？
刘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