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后来，波伏瓦在为自己的原创性辩解时，回顾了《他人的血》出版之后的反响。在《时势的力量》中，波伏瓦表示《他人的血》的主题是“我作为一个自由人的体验和那些物化我的人之间的悖论”。然而，公众并不知道波伏瓦的意图，于是给这本书打上“反抗派小说”和“存在主义小说”的标签。更糟的是，读者们认为她的小说作品只是“哲学小说”，而且挪用了萨特的哲学思想。
首次提出“存在主义哲学”（existentialist）一词的，是天主教哲学家和剧作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这个词通常用来指代萨特的哲学思想，而当时的波伏瓦反对人们给她贴上同样的标签。因为波伏瓦在创作小说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她的灵感都来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而不是某个哲学体系。在《战时日记》中，波伏瓦所做的关于《他人的血》的早期笔记也清楚地表明，波伏瓦只是想用这部小说去展现女性如何深受“幻想通过爱情获得意识肯定”的想法的毒害。
1945年10月29日，波伏瓦唯一的剧本《白吃饭的嘴巴》在巴黎开演，并在家乐福剧院（Theatre des Carrefours）举行了一场义演。故事设置在中世纪的弗兰德斯，在一个叫作沃塞勒的虚构城邦里展开。沃塞勒城邦叛乱起义，要脱离勃艮第公爵的统治。整部剧的第一幕是城邦里的居民们在一次围城之后正经历着大饥荒，城邦总督决定为了保护城邦，他们必须驱逐“白吃饭的嘴巴”，也就是女人、小孩和老人。城邦总督分析认为，食物很紧缺，所以只有工人和士兵可以享有食物。这个城市的名字“沃塞勒”在法语里听起来和“vaut-elle”是一样的，而这句话的意思是“她有价值吗？”。早在波伏瓦写出《第二性》和《老年》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作品之前，她的剧作就已经在展现人类粗暴的分类——仅仅因为你是儿童、女性和老人就认为你没有价值。不过就像波伏瓦很多其他作品一样，这部剧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爱和承诺都是一种“囚禁”？剧中的一个主人公让-皮埃尔不想成为他妻子的“限制”：“把她给我？你认为我会同意把她锁起来，并且告诉她我就是她的全世界吗？我可不想做一个狱卒。”在整部剧的最后，让-皮埃尔和克拉丽斯发现爱的另一种可能性，他向克拉丽斯求婚，却被她问道：
克拉丽斯：“世上的人啊，到底该如何去爱？”
让-皮埃尔：“我们一起抗争。”
波伏瓦把这部剧献给她的母亲，而且首演结束之后，她就马不停蹄地去为那些因为父母被驱逐到德国而成了孤儿的孩子送去食物。
波伏瓦后来说，《白吃饭的嘴巴》受到了带有敌意的批判：“这些日报几乎像是串通好了一样痛斥我。”的确不少评论者批判这部剧，尤其是剧的制作；有些评论者认为波伏瓦想要表达的信息太过牵强，只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还不足以拿到剧院里来演。但也并不是所有的评论都是负面的，其中有评论感慨：“这么好的剧本，在巴黎竟然找不出十个导演来争取它！如果还有一点公正，如果公众能够欣赏到它的价值的话，《白吃饭的嘴巴》应该在拉夏贝尔大道上成功上演。”
就在《白吃饭的嘴巴》首演的同一天晚上，1945年10月29日，萨特在巴黎举行了一场后来闻名于世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这场演讲在一个叫“保持”（Maintenant）的小俱乐部举行，即使场地很小，主办方还是担心会因为来的人不够多、太空旷而显得尴尬。然而，萨特抵达俱乐部时，门外已经排起了长龙，连他自己都担心会挤不进去。后来，萨特好不容易挤到了讲台上，他说：“‘存在主义’现在是一个流行词汇，但是谁都不知道它的真正含义。基督教徒们认为‘存在主义’不承认上帝的存在，是不道德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存在主义’是虚无的。但是‘存在主义’两者都不是。”萨特接着指出人们之所以反对他的观点，是因为他们更倾向于留在“自欺”的状态里，而不愿意直面自己的自由。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你是你自己的行动造就而成的。”萨特那天晚上的演讲后来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题发表出来，也成了法国存在主义哲学最常被引证的章节。
就在萨特演讲之后不久，让·瓦尔做了一次关于存在主义历史的讲座，还邀请了其他哲学家来回应，然而这个讲座远没有萨特的那么火爆。在这个讲座中，尼古拉·柏多耶夫、乔治·古尔维奇和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分别讨论了存在主义是如何从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发展而来。而在12月11日，西蒙娜·德·波伏瓦举办的关于“小说和形而上学”的演讲，就更加不为人所知了。
萨特在保持俱乐部所做的演讲成了战后巴黎标志性的文化事件，相比之下，波伏瓦的讲座无人问津，波伏瓦在自己的自传里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个讲座。当时的波伏瓦在探索文学和哲学之间的边界，她想用哲学的方法去捍卫她的推理。有人注意到了波伏瓦的探索，有人对波伏瓦的尝试表示赞赏。早在1945年，梅洛-庞蒂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波伏瓦的《女宾》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写作方法。
尽管《他人的血》一开始收获了好评，但是就像《白吃饭的嘴巴》一样，评论家们指责波伏瓦为了哲学牺牲了文学。媒体评论者莫里斯·布朗肖撰文赞美波伏瓦的《女宾》从哲学角度来说非常优秀，同时也保持了道德的模糊性，没有强加结论给读者。但是莫里斯·布朗肖以及其他一些评论者批判《他人的血》只是一部哲学小说。在“小说和形而上学”的演讲当中，波伏瓦回应了这些批判，分别从个人和哲学两个角度解释了自己想要调和哲学与文学的努力。波伏瓦开始时说道：
在我18岁的时候，我大量地阅读。当然，那时我的阅读就和那个年纪的人一样天真，充满激情。每次读小说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具体的时空，里面有各种性格的人物和事件。一部哲学作品能够带我短暂地离开真实的世界，进入天堂般永恒的宁静里……真理在哪里？在人世间还是在永恒里？我感到分裂。
波伏瓦之所以选择写小说，是因为她相信文学能够给予我们“一种想象的体验，这种体验像真实生活里的体验一样完整，让人不安”。哲学作品常常用抽象的方式展开，会想把作者的观点强加给读者，强迫他们去接受，而不是邀请他们到特定的情境中，使其看到其他视角和观点徐徐展开。波伏瓦认为，形而上学的小说是为了让读者拥有这种自由。
波伏瓦知道并非只有自己在哲学小说创作上遭到了指责，早就有其他文学和哲学的前辈尝试过这样做并遭到了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被指责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隐藏了哲学论述。波伏瓦十分认同克尔凯郭尔的一个观点：一个哲学家越能注重个人体验主观的一面，一个人的内在生活越独特，他们越有可能用文学的形式来描述个体变成自我的独特体验。哪怕是柏拉图也在这两种诱惑中挣扎过：柏拉图在驱逐来自共和国的诗人时，他既担心艺术会腐化城邦的民众，但是也看到了艺术能够有力地鼓励民众去追求上帝。不过，这位西方哲学巨擘最终还是以对话这种文学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哲思。
1945年后，波伏瓦和萨特都因为存在主义而名声大噪，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关注，波伏瓦称1945年为“存在主义攻势”（existentialist offensive）年。在法国时，人们在咖啡馆里看到波伏瓦和萨特就会一直盯着他们俩看，大街上也常常有摄影师明目张胆地拍他们。在美国，波伏瓦和萨特受邀为《时尚》《时尚芭莎》《大西洋月刊》等杂志拍摄封面。萨特俨然成了偶像，而让他这个偶像魅力大增的其实是他身旁这位美丽、神秘、传统的女性。虽然波伏瓦也发表了自己阐述存在主义哲学的文章，甚至要比萨特更有深度，更成熟，但是波伏瓦的哲学贡献以及她对萨特的想法的异议，显然都被残酷地无视了。1945年，巴黎战后的小报耸人听闻地称波伏瓦为“伟大的萨特主义者”（la grande Sartreuse）和“萨特的圣母”（Notre Dame de Sar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