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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就火了:还有这习惯,将来谁负责它的真假,只盖个“荼”字 图章,连个名都没有,拿回去,不收!
你看,我干的这事儿有多蠢,多少年后想起来都后悔,人家吴冠中先生就是不签名,后来不也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一张的画都卖掉了吗?所以从那以后,我逐渐的更深的懂得如何尊重别人,尤其是这些艺术家,一个个脾气大的不得了,脾气可能就是他们的个性吧!
这话扯远了,我就是想告诉你,新画业务在这之前向来没值过大钱,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更别说了,画都不能画,要画就画工农兵,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反动。
以价格而论,那时的新画的确不值什么大钱,但有一点,因为我是从事文物行业的,从学徒开始就搞书画鉴定,鉴定的水平如何,咱们先放到一边儿,但历代书画家的画风、面貌那是知道的,整天和这些作品打交道嘛。有了这一点,我就很清楚,现在这些书画家的艺术价值在哪里,他们将有一个怎样的前程,我也心知肚明。
远的不说,近一百多年来,文化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虚谷、吴昌硕、赵之谦,任熊、任伯年,当然不止这几位画家,他们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各有自己的一派风格,除任伯年画技中稍有西法外,大多数画家还立足于传统技法和国学功力,但任伯年将西画用于国画时则代表了一种方向。到了岭南派,这个方向就更加明确了,再往后到了徐悲鸿时代,洋为中用的绘画技法已备受推崇。实事求是的讲,岭南派虽为中国画的发展开了先河,但从他们的作品看,仍免不了或多或少有些东洋味道。而徐悲鸿虽运用了西法,但仍然表现出中国画的宏大气象,很少洋味,用水用墨更加大胆、大块,但完全合乎素描关系,用线更加刚劲、准确而不失形体关系,此外对宣纸、毛笔、水墨的运用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那么到了李可染,吴作人,黄胄,程十发等人的时代,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后,这一时期在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洗礼后,艺术家们大都还处在创作的顶峰时期,无论是画风还是技法,都自成一体,各有千秋。
我原先一直看黄胄先生画的驴,很可爱,在单位、家里。也就学着画,但怎么也画不成、画不像。后来黄胄先生住院了,在友谊医院,我们那时还在天坛上班,而友谊医院和天坛公园离的很近,我就几乎天天去医院陪他,这才发现黄胄画驴,是利用生宣纸的特有效果——水痕来画结构的。这生宣纸,尤其是特净皮,很奇怪,前一笔的墨落在纸上以后,这块儿墨的四周就会出现一圈洇出来的水痕,好的生宣纸,讲究水跑墨不跑,洇出来的水痕干干净净,这样,画第二笔时,即便和前一笔的墨块儿重叠也不怕,第一笔留下的水痕就清清楚楚的留在了第一笔与第二笔中间。这样一笔笔的画下去,画的结构前后非常清楚,只有下笔、用墨达到稳准狠,画出来的画才会非常干净利索,生动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