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当时的中国，南北军阀混战此起彼伏，农村在权贵资本和军阀的挤压下正陷入衰败，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整个社会濒临溃败的边缘。至于知识界，自1915年开始掀起新文化运动，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国外各种思潮纷至沓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食洋不化，就是食古不化，整日坐而论道，无所用心罢了。沉静而理性的晏阳初回国后，审时度势，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他主张，救国必须从平民教育开始。他认为：“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经过一年多游历全国19个省的调查，晏阳初研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平民教育”计划和方案，并说服各省有关当局重视平民教育，特别是农村青少年教育。根据当时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资料，全国有八千万学龄儿童，只有七百万就学，且大多是富家子弟。此外还有一亿多青壮年，他们都已过了入学年龄，都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平民教育就是对12岁以上不识字及识字而缺乏常识的全国男女所施的教育。这些儿童和青壮年是“平民教育”的重点。他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一文指出，对于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中国的教育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就是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百分之八十以上住在农村，他们差不多都是文盲。
晏阳初指出，我国过去办教育，成效甚小，一个大的原因就是从事教育的人奴隶式的抄袭外人，漠视国情。他并不反对外国好的东西。他认为，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环境务必彻底研究，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据；对于外国的东西，亦可引为参考，以期适应世界的潮流。
心动不如行动。晏阳初郑重决定投身平民教育开启民智。他首先编教材，从众多的汉字中挑出1000个常用的，编成《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于1922年初，三十出头的晏阳初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当年2月，晏阳初就离开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上海，舟车劳顿奔赴当时还很落后的湖南长沙，身体力行开展平民教育，成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揭开了全国平民教育实验的序幕。紧接着在3月，他就组织平民教育讨论会，并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
他将长沙分为52个单位，发动400名小学教师以游行、散发传单等方式宣传平民教育。青年毛泽东，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不久，在长沙获得成功的晏阳初，再次奔走浙江嘉兴、山东烟台几个城市，筹资组建达200所平民学校，分别招收千人进行扫盲试点，先后招生多到25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其教学手段和方式，可谓追赶国际潮流，国内最先。在嘉兴，使用当时最先进的幻灯教学，可谓开国内电化教育之先河。甚至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夫人朱其慧及陶行知，都慕名前来参观，对幻灯教学表现出极大兴趣。通过不懈的努力，晏阳初发起的第一次平民教育大规模实验——全国识字运动，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
定县平民教育课堂
1923年，晏阳初北上到北京，在时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于3月26日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亲自任总干事。小于晏阳初一岁的陶行知，这位民初南京金陵大学高才生，为董事部书记兼安徽省执行董事。顺便介绍一下。陶行知，留美追随同是胡适导师的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孟禄的门下研究教育，回国后虽然走进大学做教授，甚至都干到教务长的职位。但他一直心绪难宁，苦苦寻觅着，在寻找一条最有效的服务于劳动大众的教育途径。此后，陶行知放弃大学体面的工作，追随晏阳初投身平民教育，他们两位形影不离，在全国18省及32城市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分会。1925年3月，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为农民发行的报纸《农民旬刊》。平教会成立后，在晏阳初的宣传鼓动下，梁启超、张伯苓、胡适、蒋梦麟等不少当时著名知识分子被吸引，陆续加入。胡适还拉上儿子胡祖望，一起做起教员。郑锦曾是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人兼校长，晏阳初好友。当时晏曾当面问他：你的画作何以只供权贵赞扬，而不用生花妙笔表达平民的可怜、困苦的生活？不久，深受触动的郑锦辞去本职，担任平教会视听教育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