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刊登论文页数为
4515
页，非论文
487
页，也只占论文页数的
11%
。而且，非论文的骨干是每卷每号刊登的欧美新刊书目，总共
32
号杂志中书评等项目只出现
30
次。
两个杂志趋向判然不同。其历史结果，
《
东洋史研究
》
现在是日本最有地位、最有力量的国内杂志，彻底取代了过去
《
东洋学报
》
的地位。
历史教训是《中国史学》应该重视国际交流，重视研究成果的整理。既然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世界历史的其他一部分对中国历史的观察，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如从外国传来的电脑和网络的技术已经是现代中国快速发展的两大因素。单看中国国内的因素，我们不能全面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机制。
现在除了中文世界以外，还有英文世界，日文世界，蓄积了相当规模的有关中国史学的知识。同是针对中国的情况，两个世界的学术概念的性质和学术分析的方法并不完全一致。我们目的是动员中文世界、英文世界和日文世界的学术力量追求更全面的中国历史，即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的中国历史。
４
.
本世纪初
，
主要在您的主持下
，
集合日本很多中国史研究学者
，
出版了一套总题为《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的四卷本系列丛书
，
分时代总结和论述了有关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些重大基本问题。请问，您主持编辑《中国史学》，和编纂出版这样的丛书，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思考？
贯穿本书的基本目的，或基本课题，是根据学界的个别考证成果，追求更全面的历史像与分析历史的视角。也就是说追求历史学的全体性的恢复。我们是全体历史的一部分。作为全体历史的一部分，我们自然对历史的一部分有较深的兴趣，我们投入个别事情的考证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历史本身有一种全体性。离开历史的全体性，我们的考证要失去其意义。而且恢复历史的全体性这个作业，应该由史学家本身来负担。
学术动向的重视，互相批评的重视，都是此项工作的基础条件。杂志《中国史学》也在追求同一个目的。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書影
５
.
国际性的视野，促进各地区学者之间的交融，這应该是《中国史学》很大的一个特点，您能不能概括性地谈一谈当前世界主要区域或者国家的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史问题时所呈现的总体特征或是倾向（其中也包括在研究方法上的特色）？是不是请您先从日本的情況谈起？
日本的历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日本凡是有力的大学的历史系，基本上都由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三种讲座来构成。西洋史包括整个欧美世界。东洋史形式上也包括整个东方世界，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历史。例如本人在京都大学就读历史学时，日本史、西洋史都是两个讲座两个教授，只有东洋史是三个讲座三个教授。其中宫崎市定先生、佐伯富先生研究中国历史，田村实造先生一边研究中国历史一边研究游牧民族的历史。中国历史的比重，不仅超过任何欧美国家的历史的比重，也超过本国历史研究的比重。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两千年以前，日本在中国文明的影响下，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以后，日本社会，日本知识分子，一直尊敬、一直重视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这个趋向经过前世纪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基本上没有改变。
一般的来说，研究本国历史的人，对自己的研究有一种责任感。因为，能够正确地理解本国的历史，会对本国社会未来历史的进展带来一个积极的因素。日本的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受到两千年的历史的影响，同样对自己的研究有一种责任感。可是这个责任感的性质，其所处的环境是复杂的。
按照本人的理解，宫崎市定先生为首的老一辈的学者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其确立了一种世界历史的基本观点，即归根结底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不能说欧美历史代表世界历史的普遍的侧面，中国或亚洲代表其特殊的侧面。欧美历史也好，中国历史也好，都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各个历史世界一直在互相影响，整个世界历史不外乎其互相影响的历史结果。
宫崎市定先生的研究彻底推翻了所谓亚洲停滞论。有了这个基础认识，现在我们的课题可能是进一步研究亚洲社会，或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与欧美社会的特殊性相提并论的亚洲社会的特殊性。
６
.
那么，欧洲和美国的情況呢？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在这方面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或是各自都有一些特点么？
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跟中国的交涉没有很长的历史。美国学者对中国的兴趣和视角
,
其出发点，倾向于外来人发现跟自己文明不一样的另外一种文明的惊奇与好奇。他们学术的长处在于能够对亚洲人司空见惯的问题提出根本性的探讨。他们也能够依靠理论特别是人类学的理论，提出一个新的视角和根据此理论而得出的新结果。他们的学术成就对中国传统历史学，有很大的启发性，可是单有这个外来视角并不足以全面认识和确定中国的历史。
部分最有水平的学者，能够事先对他们要探讨的课题
(
如本刊第
16
卷
Hilde De Weerdt
教授文章
)
，探讨的材料
(
如本刊第
20
卷
Anna M. Shields
教授文章
)
，进行周密的研讨，得出一个新鲜的研究途径。他们开始从事内在角度的中国历史学。
７
.
下面，我更想听您坦率地谈一谈对中国学者相关研究的看法和您的希望。
中国的中国史学一直在艰苦的环境里头开展。现代意义的中国史学，开始于
1930
年代。“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承前启后，为以后的中国史学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略引本刊第
26
卷周雯女士语
)
。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史学得到了全面发展的条件。
学术研究的环境有飞跃性的改善，特别是电脑技术的发展，资料库的全面建立，提供中国史学空前未有的好条件。社会气氛也有根本性的变化。
在此好条件下，中国史学的质与量都有显著的发展。可是因为发展速度太快，有些课题，有些视角，有些成果，有些目的，反复出现，过去已经达到的成果，依然在新的标题下再次出现。有时候非常重要的成果，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就被学术界忘却了。
按照本人的看法，现在最重要的课题是建立学人对中国史学的共识，建立学人有关史学研究的舆论。我们要自己整顿交通。如果学人不能自己确定学术成就的评价与价值，学术成就的评价与价值就要由学术以外的因素来决定。
８
.
当前中国和世界上有很多学者，特別强调所谓“新史料”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价值，我很想听听，您是怎样看待“新史料”与传世基本史料之间的关系的呢？
新出土史料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材料，其基本性质跟传世史料是一样的。如同我们能够在某一个书库里头发现一直遗忘了的史料一样，就是免了后世传继过程里头产生的讹误。另外一种是档案。虽然档案本身跟历史的实况有一段距离，比起一般材料，档案跟历史的距离更短，自然是非常宝贵的材料。
可是说档案跟历史的距离更短，并不是说，档案内容一定要直接表示历史的真实面貌。敦煌户籍里头有一男十女的例子。过去有位学者根据此材料对敦煌妇女的贞洁提出怀疑。其实，敦煌户籍所反映的不是当时的家庭实状而是官僚结构末端的崩溃情况。
而且，档案所反映的情况是历史的极小一部分范围。中国史学在没有新出土的史料的条件下已经基本上描写出相当客观的历史像。如果抛弃一切传世材料的条件下，我们能不能写出有系统的历史，这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情。以新出土材料补充传世材料，虽然是一个平凡的结论，没有其他路可走。
9.
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图片印制愈加简易。《中国史学》过去基本上都是纯粹的文字形式，但其中有的文章，比如刚刚出版的第二十六卷，其中陈侃理论《赵正书》的文章和周雯论汉画像石的文章，若是适当配上一定的插图，对阅读和理解文章会更有帮助，我感觉也会使《中国史学》总体面貌更加生动一些。今后，在编集稿件时，是否可以考虑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
大见适合时宜。应该遵从。
10.
随着电子传播形式日益广泛，为适应这种情況，《中国史学》今后可否在这一方面也适当做一些努力呢？譬如，主动以电子版本形式即时公布新出版卷次上每篇文章的摘要和您撰写的“编集后记”。这样，会使感兴趣的读者，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對学术研究发挥更大的作用。
深谢启发。从今年卷开始，《中国史学》要以电子版形式，公布每篇文章的摘要和编辑后记，过去刊载的全部文章的题目。
2017
年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