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高三，晚上睡觉时脚抽筋，她坐起来，正好被查寝老师的手电照到，扣分。
高三，午休结束后，拿着一个没吃完的苹果向教室走，被年级部老师抓到，要求拿着苹果拍照留证，到教务处写检查。
有段时间，她总是做梦。梦到老师同学在班上发现了蛛丝马迹，巧克力皮、橘子皮，都说是林禾青吃的，她拼命说“不是我不是我”。
“那段时间连续违纪，防不胜防，莫名其妙就被抓，特别崩溃。”离开衡中三年后，她讲起这些故事，像是说着别人的笑话，又像是看到了彼时的自己。嘴角带着一丝苦笑。
除了这些“小事儿”，她还做了一件“大事儿”：逃操半年。
跑操是衡水中学的标志性场景。
每周的开放日，甚至会有人花上两百元的门票，来参观这一人间奇景。每个班七八十人，排成六列，脚尖贴着脚跟，前胸挨着后背，距离近到鼻息都会打在前面人的脖梗子上。每个班的队伍，挤挤挨挨组装得像一架坦克。
每天跑两圈，每圈喊一次口号。
在那些口号里，出现最多的，是“拼搏”“必胜”“青春”“清北”这类词汇。
有时候，身高一米九的校长张文茂会站在行政楼的高台上，俯视他的“孩子们”，威严的架势如同检阅军队的领袖。
高二夏天，早操刚开跑，林禾青的鞋带开了，后面的人踩住了她的鞋带，她失去平衡，向前扑倒，其他人的步伐跟着乱了，踢踩磕碰，最终大片倾倒，林禾青被压在最下面，还有一个同学露着的胳膊上擦破了好大一片。两个星期内，她以同样的方式摔倒两次。“我不敢跑操，特别害怕，一跑操浑身都在发抖。”
更令人痛苦的是，夏天跑操后，同学们身上散发着的汗味。这涉及另一个问题，洗澡。衡中的澡堂是2011届学生们的集体记忆，所有的女生采访对象聊起衡中的澡堂，都是一边说一边笑，笑得要流出眼泪来。
当时的衡中，每周给一次洗澡时间，吃饭加洗澡，50分钟，珍贵得不可一世。澡堂没有隔断，因为人多，每次洗澡时间，都是两到五个人围着一个淋浴洗，人挨人人挤人，满目都是白花花的身体，几乎类同于生鲜市场。
出于对跑操的极度恐惧，林禾青想要向老师请长假，老师一句话就把她噎了回去：“就你特殊？”
林禾青依旧我行我素。
“因为我根本就
不相信他说的那些东西。
我学习不是因为环境让我学习，是我自己要学习。
”
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在衡中奇妙的氛围中成为一种难得的清醒觉悟。
2014年，她参加高考，谁也没有料到，她是那一年最大的黑马，她成为了河北省高考状元。
2
执法者毁于执法
“她是一个十足的叛逆者。”李翰是林禾青高三时的班长，在北京昌平的一家烤鱼店里，他这样评价林禾青。
高三的周测，林禾青情绪不好，作文写了两三行，实在写不下去了，就交了卷。
第二天，李翰宣布：周测名次退步的同学，交份检查。
林禾青没交。
他气冲冲地走到讲台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着林禾青吼道：“你作文就得了五分，还不交反思？”
林禾青回击：“你说的时候我没在，没听到。”
那天两人吵得很凶。
三年后，北京大学的学生林禾青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李翰一块吃饭。
李翰说：“那天说完你，我就后悔了。”
林禾青说：“我也是说完你就后悔了。”
林禾青早就完全地理解李翰。衡水中学的压力是层层传导的，李翰的压力来自班主任的要求，李翰既是被管理者，也是执法者。他勤勤恳恳地帮学校和班主任维持秩序，还为了“心中的正义”，给班上同学告御状。
量化是衡中管理制度的核心。
成绩、纪律、卫生、跑操，是量化考核的四大指标，事关班主任的奖金，以及班干部的荣誉。
量化掌握在“年级部”、“小黄帽”和查寝老师手里。所谓小黄帽，就是戴着黄色棒球帽的年级部学生会成员。跑操前，跑操时，早饭后，晚饭后，还有把十分钟课间挤压成八分钟的“预备铃”前，他们都在盯着手表计时，拿着纸笔计分。
他们站在教室后门，从窗户往里看，并记下“上课喝牛奶”“上课转笔”“上课扭头笑”这类的违纪事实，为方便记录，每个学生的座位都可以用方位表示，比如“北一后一北二”，就代表北边第一大组最后一排从北数第二个学生。不久，班主任就会找那个同学兴师问罪。
高三，一次跑完课间操，一个女生“小黄帽”告诉李翰：“你们班队形乱，要扣分。”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我一听到乱字，脑袋就像炸了一样。”
李翰也做过“小黄帽”，那是高二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投机主义”。
“小黄帽”像个护身符，给他带来过不少好处。比如，假期不用写作业，打通学生会的人际关系，就不用被查。比如，课间操的时候去班里查零食，想查谁查谁，查到了直接自己拿走吃掉。比如，借事翘课，拎着帽子出去溜达溜达。他甚至悟出一个道理：
“一旦跻身了权力阶层，你会发现人跟人都是有利益交集的。
”
回味过去，李翰感到一阵荒诞。“我不认识那时的自己。我现在想想我好搞笑啊。”
在衡中时，李翰并不是什么异数，他曾是衡中评价体系中最优秀的那种学生。从文理分科之后，就做班长，一直做到高考。高三一年，成绩长期保持在文科实验班前五名，这意味着他是个极有希望考上“清北”的学生，是像大熊猫一样的保护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