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刚过十一点。罗兰一般要等到晚上七点。他怀疑阿丽莎是不是吃了止痛药，影响了抑制能力。有些类鸦片药物有这种效果。他说：“好啊。我们没什么好损失的。”
她挥挥手，让他坐到一把扶手椅上。他把一堆《巴黎评论》推开，她点了根烟。
“丢地上。没关系。”
那是乔治·普林普顿当编辑时的旧刊。有人跟罗兰说过，后来年轻一代接管了杂志。他们可能并不认同阿丽莎辛辣的理性主义和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她曾在跨性别讨论中无谓树敌，在一档美国电视聊天秀中，她说一名外科医生可以将一个女人雕刻得“勉强算个男人”，但永远没有足够好的材料从男人中雕刻出女人。这话是以多萝西·帕克那种挑衅的口吻说的，演播室里的观众立即爆发出哄堂大笑。但现在已经不是帕克的时代了。“勉强算个男人”果然带来了麻烦。一所常春藤大学收回了阿丽莎的荣誉学位，还有几所取消了她的演讲。更多机构紧随其后，她的巡回演讲泡汤了。同样在新管理层领导下的石墙组织说，她鼓励了针对跨性别人士的暴力。在因特网上，她说过的话在身后追着她。年轻一代认为她站在历史进程的对立面。吕迪格曾对罗兰说，她在美国和英国的销量受到了影响。
玛丽亚用托盘送来一瓶酒和两个杯子，然后离开了。阿丽莎把杯子斟得满满的。
两人举起杯子时，她说：“吕迪格说，你喜欢我的作品。你很大度，但别跟我谈这个。我听够了。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在这儿了。干杯。你过得怎么样？”
很久以前结束的爱情和婚姻，像是从过去寄来的明信片。
“有好有坏。我有继子女，和继子女的子女。还有孙子孙女，和你一样。还有达芙妮走了。”
“可怜的老达芙妮。”
这话说得轻巧，但他没说话。而是违背自己的意愿深深喝了一口酒，以掩盖心中的恼怒。她盯着他，冲他手里的杯子点点头。
“你的量怎么样？”
“一天不到三分之一瓶。最后喝杯威士忌。你呢？”
“我差不多这时候开始，一直喝到很晚。但不喝烈酒。”
“那个呢？”他指指她头顶那片烟雾。
“不到四十根。”然后她又补充道，“也许五十吧。我他妈的也不在乎。”
他点点头。他和年龄相仿或已经八十多岁的朋友们进行过类似的谈话。几乎每个人都喝酒。有些又重新吸起了大麻。还有些吸可卡因，二十分钟内能让你隐约记起年轻是什么样子。还有些用微小剂量的致幻剂。不过，就改变大脑的药物而言，以饮酒的方式摄入酒精，是其他药物难以匹敌的，尤其是味道。
每次他们四目相对，他对她面孔的正常印象就会增加一点儿。他记忆中那些特征都还在，不过锁在一个鼓胀的外壳里。他只能想象，他曾爱过的那个女人的美丽面容，被画在一只瘪气球上。只要他大着胆子使劲吹，那面容就有了：熟悉的眼睛、鼻子、嘴、下巴各自飞开，像一直膨胀着的宇宙中的星系。她也在那里面某个地方，瞪大眼睛看着，在这面露失望之色、像无毛猪头一样的残余存在中，努力找出那个他来。他刚才自称喝得比她少，杯子里的酒却已经干了，而她的几乎没动。让两人鼓胀起来的，不是食物，而是不在乎，或者说认命。他们放弃了。她至少还有一两本要写。他呢……但他这是走神了，她正在说话。
“我跟他们说过。我不想动。”她大声抗议，好像他也坚持要她动一样。
她左脚的残肢上套着一只像是男人的袜子，架在轮椅脚踏上的一个白色垫子上。她没必要动啊。他以前不时听到成功的作家们公开抱怨命运，被人打扰、压力太大等等。那总会让他觉得不舒服。
她继续说道：“我说过，一次采访。就一次！全合到一起，配上翻译，纸媒、电台、因特网，随便什么，一次全部搞定。”
原来她说的是《她的缓慢沉沦》，说这本书该怎么宣传。他想他该说了，于是努力保持镇定。“那是本好小说。你什么也不需要做。可是，阿丽莎啊。看起来你在点名说我打老婆。”
“什么？”
他又说了一遍。
她瞪大眼睛，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也许是假装的。“这是本小说。不是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