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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最深层次的是产权改革,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90年代的“抓大放小”,2000年以后加入WTO。未来中国经济需要从重化工业向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升级,需要大规模的减税、要素市场化、放松服务业管制、国企民企公平竞争等供给侧改革。
我们来看一下在增速换挡期的资本市场表现,增速换挡也分为上下半场,跟中国现在非常像,一般是在增速换挡的初期,其他经济体也大都没有认识到经济已经告别了高增长,都有思维的惯性,这个时候干什么呢?
倾向于刺激房地产、货币超发来刺激经济,试图维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长平台。但是这个时候是加杠杆的,所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也不会表现得太好,无风险利率比较高,积累了债务杠杆率。
在下半场,通过改革、出清,你会发现会出现新一轮牛市,我这里要讲的是第二场论战。
我在2014年下海的时候,当时我们提出“5000点不是梦”,“对熊市的最后一战”,在当时也引发了一场多空论战,和今天的新周期论战很像。PK的逻辑也都差不多,当时我们也是少数派,当时我们看多股票,提出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即将来临。
当时有人就讲,任博士,经历了五年的熊市,哪来的牛市。我当时就讲,正是因为经过漫长五年的熊市,牛市要来了。今天还是这帮人说,任博士,中国经济已经差了六七年了,哪有新周期呀。
我要说的是,正是因为经济差了六七年了,新周期要来了。经济周期和股市牛熊一样,都是人参与的活动,背后都是人性的轮回。虽然科学技术、社会组织在不断进步,但人性像山岳一样古老,亘古不变。
我们来看韩国增速换挡期的资本市场表现。韩国是在1992年前后面临经济增速换挡的压力,一开始也是拒绝增速换挡,当时很多韩国的财阀找到总统讲,你给我信贷,我继续投资,我们可以继续高增长。
韩国的发展历程,建国初是李承晚,比较腐败,1961年朴正熙军变上台,开始高速增长,1979年被刺杀。他的两个部将接任,全斗焕和卢泰愚。一直到了1992年末进行普选,第一个文人总统金泳三上台,韩国总统是五年任期制,到了1998年是金大中,韩国经济增速换挡成功是两任总统干出来的,一个是金泳三,另一个是金大中,金泳三完成了政治改革,金大中完成了经济改革。
金泳三干了两件事情,一是让军人退出政府,二是他在92年上台的第一天发表了元旦宣言,他讲,不动产实名制和金融实名制是韩国迈向现代国家必须逾越的关口,他用了五年推不动产实名制和金融实名制。为什么呢?
经常有人问我,任博士,中国会不会推房地产税?我跟大家讲,我在2012年就参与财税改革研究,可以明确地说,短期不会,推不出来,如果要推出来,一定是中国改革转型的重大利好。
为什么呢?因为房产税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税基,第二个问题是税源,税基是评估这个房子多少钱,税源要弄明白谁名下有房子。过去十多年我们不断喊要推房产税,要不动产实名制,要房地产联网,但房产税一直推不出来,房地产也连不上网。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全国房地产联网这件事情不难,但是为什么连不上网?大家想一想就明白阻力在哪了。
金泳三用了五年做这个事情,推不动产实名制和金融实名制,代价是什么呢?韩国当时约4500万人,把超过2000名公务员送进了监狱、两任前总统送上了审判席,最后动用了总统特赦。
所以你就知道不动产实名制和金融实名制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它的深层次不是什么房产税,而是一个政治改革,是一个国家政治透明化的基石。金泳三的政绩主要是政治改革,但是他的经济改革是迟缓的,当时很多财阀是靠高负债,政府试图通过货币刺激维持经济高增长。
到了1996年的时候,韩国前三十大财阀的负债率高达80%,是什么概念?一个企业如果负债率高达80%的话,一般意味着他离破产可能就不远了,因为它要重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并在当年四季度冲击韩国,1998年初金大中主政,金大中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
我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增速换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当时分到的研究课题就是研究韩国和日本。我为了研究韩国,翻阅了当时近百份文献,拜访了当时韩国改革的一些操盘手,包括他的财政部次长、IMF谈判的首席代表、当时的贸易部部长,跟他们聊这个事情,历历在目,今天我们发生的事情没有太多的新闻。
不同的当事人,在不同的地方,我都请教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
为什么韩国走到了危机倒逼式的改革?很多人告诉我,是因为不相信高增长结束了,拒绝减速和改革转型。
金大中主政以后,发了一篇文章,代表他的执政纲领,叫“与国民同启未来”。韩国这个国家还是挺牛的,因为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后来转型最成功的就是韩国。当时金大中就讲,今天国家面临破产的边缘,外汇即将告罄,最大的国有银行卖给外资了,韩国走到今天,我们不要抱怨任何人,就是我们改革迟缓所导致的,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会推动改革!
金大中在1980年代民运的时候多次坐牢,后来流亡美国,70多岁竞选总统,还瘸了一条腿,就是当时民运的时候残的,非常有感召力的一个人,韩国的民众很支持金大中,支持率很高。
19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的民众排着队,把自己家里压箱底的金融珠宝交给政府,兑换外汇,拯救这个国家,后来金大中确实不负重望。
1997年金融危机,一个是朱镕基总理搞改革,一个是金大中在韩国搞的改革。当时金大中的改革做了什么呢?一个是搞大交易,什么概念呢?
韩国财阀当时是章鱼式的扩张,这些财阀都搞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谁也不愿意退出,负债维持,怎么办呢?搞大交易,所有的财阀把你们的钢铁事业部给浦项,由浦项来决定边际淘汰哪些产能,行业集中度大幅提升,清理过剩产能,也是行政主导的。
我们1998年纺织压锭也是行政主导的。我们很多人被西方经济学洗脑,动不动批评政策,政府不能用行政手段,这些批评完全不了解国情,你去实际调研就会明白,地方保护导致环保执行不力,国企为主的产能过剩行业依靠财政补贴,不动用行政手段,根本不行。
后来浦项把很多落后产能淘汰掉,2000年以后,韩国的现代汽车、LNG造船都起来了,后来浦项就发展高端板材,也不搞靠污染环境、低端的这些东西。2000年以后,浦项成为一支大牛股,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当然韩国还放开了很多服务业,比如说他当时跟朱熔基总理谈通讯、文化、传媒娱乐业对韩国的放开。韩国推动了这一系列的改革,所以韩国就走出来了,
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韩国是少数几个成功经济转型的,韩国股市2000年以后走出了一个大牛市。
1998年当时还有一个国家,马来西亚,他的总理是马哈蒂尔,当时他讲了一句话,代表了他的执政思路,他说我们爆发了金融危机,就是因为我们被资本大鳄给骗了,怎么办呢?我们要把国门关一关。
90年代韩国和马来西亚的人均GDP差不多,产业结构也差不多。2000年以后,韩国现在的人均GDP是2.8万美元。马来西亚呢?从此停滞了。
日本大约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刘易斯拐点出现,房地产投资的长周期拐点出现,也面临增速换挡的压力。但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大家记得当时日本搞什么呢?列岛改造,搞了一波货币放水的刺激,当时70年代初,日本有过一次房地产大的泡沫。
日本有两次房地产泡沫,大家都记得1991年那次,其实1974年前后也有一次,也是货币刺激造成的。后来70年代以后,日本就不再刺激了,当时日本搞产业合理化,进行产业转型。
后来日本的精密仪器、家电、电子、节能汽车就行销全世界,到了80年代初,跟美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签订了广场协议,后来日本为了对冲日元升值,在国内大幅放松货币,导致1991年日本房地产大泡沫,以及随后失去的二十年。
这是给大家介绍的转型宏观情况。
二、产能周期:新周期
坦诚地告诉大家,在我的观念里,宏观研究我不倾向于抓一两个月的波动,我们对宏观的看法都是战略性的看法,比如说我们在2010年判断“增速换挡”,2014年判断“新5%比旧8%好”,2015年提出“经济L型”,判断2016年到2018年中国经济波动触底。
今年初提出“新周期”,不仅仅今年上半年对经济看好,我对经济是战略性乐观。2012-2015年是左侧,经济单边下滑,2016-2018年L型触底,2019年右侧出来。
新周期是什么呢?什么周期,新在哪里?新周期是产能周期,新在产能出清。
大家知道经济是由各种周期叠加嵌套而成,有短期的库存周期,中期的是产能周期,还有更长的房地产周期、创新周期。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产能周期,因为跟我们投资最相关的是两个,一个是库存周期,一个是产能周期,
库存周期决定了短期的波动,产能周期决定了中期的趋势。
投资在经济结构当中的占比高,波动性大,所以它在中期主导了经济的波动。
我们做大类资产配置,投资时钟是一个基础方法,核心是对周期阶段的一个预判,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不同的大类资产表现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