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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他曾借着体育记者的身份到南京报道青奥会，感受到了那种乐观向上的氛围。一落地，他就认识了好几个志愿者。“南京申请做青奥志愿者的人有十万三千人，这表明中国是一个渴望和世界连接的社会，是地球村的一部分。” Ale写道。在他眼里，中国人热情友善，态度开放，并不像此前想象的带些神秘的孤立。Ale描写过一位叫Dai Li的志愿者：“遇到的运动员不会英语，她觉得也不是问题。‘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她说，‘我们可以玩游戏。中国人能跟其他人连接。连接很容易，像玩拼图一样’。”在南京的街头，Ale还发现了《丁丁历险记》的中文版，他买来送给收藏《丁丁历险记》各种版本的爸爸。一切都十分顺利。
Ale有一种信念：全世界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幸福。尽管有文化上的差异，人们也是可以互相理解的。“我在一家商场里的饭馆点了一条长江的鱼。我假装自己还在威尼斯，决定点一杯白葡萄酒，心里想着达到了一种远离家又感到熟悉的完美状态。沟通能力有限，服务员给了我一杯白开水。我想，没关系，反正也是白的。”
23岁，一个决定不需要想很久，不确定感意味着诱惑而非危险。Ale想好了目标，准备去中国学电影。2016年，他再次落地中国，与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合了张影，开始了新生活。这一次，他至少要待四年时间——先学一年中文，再去北京电影学院念一个硕士。说不定，他能看到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电影市场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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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在中国的第四年遇到了新情况。2020年春天，北京出现了新冠病例。当时Ale没有飞回意大利，他和几个留学生朋友们一一道别。反正疫情过几个月就会被解决，反正三月份就要开学，对吧？
告别之前，他们做了“历史上最无用的餐厅预定”——去一家一个人也没有的巴基斯坦饭馆吃饭——那会儿还没有健康码，也不用出示核酸证明。巴基斯坦老板亲自走到他们桌前，给每个人测好体温。本杰从公司带了包口罩，何东第二天就飞回英国，于是他把多余的口罩让给了留下的Ale。
在这之后，Ale成了为数不多留在宿舍里的留学生，气氛很沉静。有一天，他正在看《马男波杰克》的第六季，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楼下的前台女士挨门挨户通知学生：从今天起，原则上不能出学校。出学校需要说明理由、提交申请、等待批准。也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走，能否回来就另说。
6月18日，他终于搬离了学校，并签下一份声明。学校开的出门条上写着：“外出时间：11:00，返回时间：——”。留学生部门的老师大大松了一口气，连打车搬走的四十二块八毛五都给他报销了。
后来，该经历的事他都经历了。租房时，被“外国人住宿登记”耍得团团转；中国大多数酒店不让外国人登记入住，他住不起价格昂贵的大酒店，要么偷偷找小旅馆，或者，干脆睡麦当劳；他在支付宝寻找能用护照登陆的核酸码，就像走入一道迷宫。在将近一年多的半放开时期里，Ale游荡在各个城市，青岛、河北、山东，他做了一系列老外最容易想到的工作：语言老师、演员……他没办法在一个地方停留很久，他不想重复被关在宿舍好几个月的经历。
在中国的第五年，他终于感受到和周边人的摩擦。走路去超市，两个骑电瓶车的初中生对他们大喊“fuck you！”开车等红灯时，公交车上的奶奶看到他，赶紧叫朋友带上口罩。而在老家意大利，似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在往前走：Ale的大姐在创业，二姐搬到了西班牙，许久没见的朋友当了爸爸，女儿两岁多了。
哪里才是家呢？是没剩下几个朋友的北京吗，还是已经离开五年的意大利？Ale不甘心带着误解和矛盾告别。他决定再试一试。2021年，他搬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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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给Ale带来了几个影响，一是重新找回了生活的秩序感，那是由写作小组建立的。
二是物质生活的熟悉感。
离他的住处骑车几分钟，就可以买到萨拉米、火腿，或者普罗赛克葡萄酒。
整个城市的比萨店似乎比罗马的还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