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晚明时期，皇帝（及其爪牙宦官）和文官集团之间的冲突不绝于史。而在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斗争也从未消停，到了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更日益加剧。这个冲突和斗争的一个焦点都是征税问题。都铎—斯图亚特王朝长期为财政问题所困扰。当时英国政府至少是在名义上依然从属于王室，开支要从国王的国库中支取。由于政府和王室自身开支不断增加，国库入不敷出，因此国王不得不举债。伊丽莎白一世时，精打细算渡过了财政难关，到了她逝世时，将宫廷债务减少到10万英镑。但是到了詹姆士一世时，开支大量增加，到了1606年，债务攀升至60万英镑。为了获得收入，詹姆士一世下令设立了一些新的税目，还大量卖官鬻爵，从而进一步败坏了社会风气。查理一世继位后，在征税问题上和议会多次发生冲突，几次解散议会，并在1628-1639年的十一年中实行无议会统治。他不仅继续用卖官鬻爵来扩大财政收入，而且恢复了詹姆士一世设立的税目，推广实行专卖制，增加关税，将船税扩大到内地，还重提以前王室的森林所有权，要求使用者补交重税[15]。这一切，都使我们看到了晚明皇帝所作所为的影子。
前面已经谈到，晚明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化和阶级矛盾都不断加剧，出现了长时期的“民变”（包括民众抗议活动和暴动）。而在同一时期的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开始于中世纪后期的圈地运动，到了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愈演愈烈。1517-1607 年间都铎政府组织的几次圈地调查委员会的文献资料，对圈地的数量做了统计。该统计数字一度被认为最完整、最有权威性。统计结果表明，1455-1607 年间，英国中部、东部的 24 个郡共圈地 51,6676 英亩，占 24 个郡土地总面积的 2.76%[16]。但当时人对这个时期圈地情况的估计要严重得多。例如1550年时，作家考柏在他的关于“拯救农业”问题的呼吁书中指出，当时英国的城镇和乡村数目在五万个以上，在1509 -1550年间，只要每个城镇和乡村毁掉一部耕犁，而每部耕犁能养活六口之家，则相应的有300，000人被抛向社会。另一个作家说，中部各郡有400至500个乡村因开辟牧羊场而受到破坏少[17]。1986年马丁（John E. Martin）对 1485-1607年英国米德兰地区 10 个郡的圈地数字重新进行统计，结果为715000 英亩，占以上各郡耕地面积的21.1%[18]。大批农民被迫出卖土地，或远走他乡，或到处流浪，陷于悲惨的境地。时人托马斯•莫尔在其1516年出版的名著《乌托邦》一书中，辛辣地说：“羊是温顺的动物，在英国这个奇异的国度里，羊能吃人”。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政府为了保证税收和兵源，陆续颁布了不少禁止圈地的法令，但收效甚微。为了防止农民反抗，政府颁布了严酷的法令，惩办流民。在此情况下，大批穷人不得不漂洋过海，到美洲谋生。更多的穷人则留在英国，许多农民揭竿而起，进行反抗，城市里的民众的抗议活动更是风起云涌。弗莱彻（Anthony Fletcher）和 马库洛克（Diarmaid Macculloc）总结都时代大规模骚乱有九起，即1489年约克郡叛乱、1497年康沃尔郡叛乱、1513-1525年抗税骚乱、1536年林肯郡骚乱、1536-1537年求恩巡礼骚乱、1547-1549年西部叛乱、1549年凯特叛乱、1553-1554年怀特叛乱和1569-1570年北方叛乱。其中从1530年代至1570年代的六场骚乱，影响很大[19]。这一切，似乎又是晚明中国的投影。
作为这一系列社会动荡的结果，英国爆发了长达9年（1642-1651年）的血腥内战，而国王查理一世也于1649年被送上绞架，仅只比崇祯皇帝自缢于北京煤山（今景山）晚了5年，而崇祯皇帝之死，也是始于天启七年（1627年）的长期内战的结果。
由于中国和英国历史在几乎同一时期有如此多的相似性，因此我们很难说这样的变故是晚明中国独有的。当然，英国和中国在疆域、人口和其他许多方面悬殊甚大，做这样的比较，结果未必非常有说服力。如果我们把整个欧洲作为比较对象，情况又如何呢？
在欧洲，英国情况绝非独一无二。休斯（Ann Hughes）在分析英国内战的起因时指出：英国内战是十七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统治者和人民的众多斗争的一部分。这些斗争包括法国人民一连串的斗争导致王室在1640年代后期的崩溃。在西班牙帝国统治下的加泰罗尼亚、葡萄牙、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都出现了严重叛乱。在瑞典、荷兰和德国，也都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对抗。因此，应当把英国内战视为“英国问题”的一部分，而“英国问题”又是“欧洲总危机的”表现[20]。
事实上，在欧洲大陆，社会动荡的程度决不下于英国。例如，在意大利那不勒斯，1647年7月由于食物短缺等原因引发了严重的民众起义[21]。在法国普罗旺斯，1596-1635年间发生了108次民众起义，1635-1660年更多达156次，1661-1715年则达110次。在这样一个仅有60万人的社会，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发生多达374次的起义，颇为令人震惊，以致马克·布洛赫指出，近代早期欧洲的农民起义就像工业时代的罢工一样普遍[22]。这些动乱也导致了一系列的起义和革命。按照梅里曼（Roger Bigelow Merriman）的总结，在十七世纪中期的二十年中，西欧出现了六次反对君主的革命，这些革命是英国克伦威尔领导的清教徒革命、加泰罗尼亚、葡萄牙和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国王的斗争、法国的投石党（Fronde）运动和荷兰的宪法危机和推翻奥伦治家族统治的起义[23]。
在东亚，中国之外的一些国家在这个时期也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动荡。朝鲜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前半期连年水旱灾，经济凋敝，经历了1592-1598年的日本入侵的严重破坏尚未恢复，1624年初又发生内战，接着又是1627年和1636年的后金入侵，整个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日本在十七世纪前半期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在1640年代，出现了“宽永大饥荒”（1642-1643年），食物价格上涨到空前的水平，许多百姓被迫卖掉农具、牲畜、土地甚至家人，以求生路，另有一些人则尽弃财物，逃至他乡。多数人生活在悲苦的绝望之中。经济衰退导致了社会动荡，爆发了日本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起义，即岛原大起义（亦称“天主教徒起义”）。德川幕府费尽周折，使用了骇人听闻的残忍手段才将起义镇压下去[24]。
此外，无论是在东亚还是欧洲，社会的动荡都导致了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围绕中国，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爆发了四场大规模的战争，即中缅边境战争（1576-1606年）、中日朝鲜战争（1592-1598年）、明清辽东战争（1616-1644年）和中荷台海战争（1661-1662年）[25]。而在十七世纪，欧洲则经历了自1400年以来6个世纪战争最密集的时期[26]。这些战争包括欧洲历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战争”（1618 -1648年）。这场战争发生于天主教国家联盟和新教国家联盟之间，席卷整个欧洲，其规模和烈度前所未有。北欧小国瑞典在1621- 1632年十年中死于战场上的军人达5-5.5万之多，而在1633-1648年中的阵亡人数更两倍于此。战争的主战场在德意志地区（德意志各邦国），战争期间饱受摧残，人口锐减。依照较早的估计，这个地区在战争期间人口减员达一半到三分之二；而按照较新的研究，神圣罗马帝国人口减少了约15-20%，由战前的2000万，减少至战后1600-1700万。在战争进行的主要地区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和符腾堡，半数居民死于战争[27]。从规模来说，晚明东亚世界的四场大战，与欧洲三十年战争不相上下，都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争。
上述世界各地的动乱，主要发生在十七世纪中期。按照帕克（Geoffre Parker）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在1635-1666年间，世界各地共发生大规模叛乱与革命共49次，其中欧洲27次，美洲7次，亚洲和非洲共15次（其中包括了李自成起义）[28]。因此，这个时期确实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安定的时期。
以上发生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的众多相似之处，难道是巧合吗？当然不是。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共同现象出现的呢？
三、十七世纪全球危机：解释明朝灭亡的新视角
帕克（GeoffreyParker）是关于“十七世纪全球危机”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和集大成者。他在其名著《全球危机：十七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29]以及他和史密斯（Lesley M. Smith）合编的《十七世纪总危机》[30]等一系列著作中，对这个全球性危机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他使用世界各地民众回忆记述的有关1618年至1680年经济社会危机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运用科学方法来证明当时的气候变化状况，指出革命、旱灾、饥荒、侵略、战争、弑君一系列事件与灾难发生于十七世纪中期的世界各地。危机由英国到日本，由俄国到撒哈拉以南非洲，蔓延全球，美洲大陆甚至也受到波及。在1640-1650年间，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饥馑、营养水平下降以及疾病的增加。据当时的估计，该时间段共有1/3世界人口死亡。而中国的明清易代，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