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数字技术不是关键，组织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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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就瞅准机会外出调研。2022年夏天，我们团队前往广东省围绕“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政府职责体系”开展调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观察到，不同于一些研究者理想化地将政府管理变迁视为技术应用的结果，实际上政府内部的权力关系变化也在塑造着技术应用的方向与成效。在此基础上我们完成了《同构分责：数字政府建设中的纵向间政府职责配置——对广东“省-市-区”三级的调查研究》一文，发现纵向政府间的职责配置方式将会影响数字治理平台的建设情况，这也是我们关于数字化转型中组织逻辑系列讨论的先声。

也是在这一阶段，我们开始关注到在国内一些城市正如火如荼建设的“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平台（以下简称监测预警平台）”。2021年9月，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选取18个城市（区）开展试点工作，深圳、青岛、成都、合肥、佛山等城市均投入大量资源开展建设。

上述试点的开展无疑为我们理解数字化风险防控转型提供了绝佳的议题场景。相似的开启时间与治理难题、较为优厚的治理基础，能够让我们将议题属性、外部环境和资源条件等要素视作“常量”，更加聚焦于从组织层面来理解转型中的差异所在。

二、田野探秘

冬去春来，时易世殊。2023年初夏，我们终于获得机会前往地方开展调查研究。当时受H市应急管理局邀请，我们以咨询专家组的身份调研当地的监测预警平台，得以从“内部人”的视角与承担平台建设的公司和相关监管部门、责任单位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交谈中，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尽管受限于种种原因，当地综合监测预警平台并未取得预期成效，但在其中某些子业务系统，例如燃气安全板块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应用效果，解决了大量安全隐患。为什么在同一平台的不同业务板块中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应用成效差异？这引发了我们的进一步关注。

在分别对相关部门进行访谈后，我们发现就燃气公司等责任单位而言，在权力的逻辑之外，部门本身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是其在采纳新技术时所考虑的又一关键要素。反之，桥梁专项的效果就不佳，背后的原因正是责任单位认为“我都已经有一套系统了还要你的干什么？”

同时，我们也联想到了简•芳汀“被执行的技术框架”：技术的赋能效果可能受到组织文化、结构及政治嵌入的影响而出现扭曲，以及张茂元和邱泽奇老师提出的“技术应用活动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惠及相关的利益团体”这一观点。在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政府部门的组织间关系到底如何影响数字化转型？我们陷入了进一步的思考。

2023年5月到当年暑期，我们陆续在雄安新区、青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城市开展深度调研。调研中我们进一步发现，这些数字化基础不错的城市的平台系统运转成效同样存在明显差异。更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城市，监测预警平台的应用成效甚至与本地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条件出现了“倒挂”，即在数字政府建设基础较好的城市，数字化风险防控平台“用”得并没有那么好；反观一些数字政府建设基础偏弱的城市，平台反而“用”得更好一些。那么，这种差异究竟该如何解释？

而且上述平台系统建设动辄投资上亿元，有的城市投入50多个亿，至少在我们看来这是天文数字，资金投入进去了，怎么样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或者，除了“砸钱”以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数字化转型？我们的研究显然更加迫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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