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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祭祀是中国古代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自汉代以来，王朝兴替不断，国家祭祀制度却没有中断。因有这种较稳定的传承，国家祭祀足为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国家政治文化的精萃。国家祭祀的本质是什么？是什么让它在风云跌宕的中国历史中绵延近两千年？这个问题
在元代尤有深刻意义。因为一种文化在与其他文化接触与碰撞时，其特质愈显鲜明。在元代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汉地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之下，国家祭祀的本质更加显著。
通过研究元朝施行中原传统国家祭祀的过程，笔者认为国家祭祀有三个本质因素，按其功能需求度先后排序为：宗教功能、政治策略、文化建设。
（一）宗教功能
蒙古统治者接受中原传统祭祀的基本内在动因是泛宗教性实用功能。
祭祀的泛宗教性实用功能，有祈福、禳灾、厌镇、预测等，是祭祀起源时的最初功用。蒙古人接受汉地传统祭祀，始自1240年代遣道士祭祀岳镇海渎。岳镇海渎作为汉地山川神的代表，与蒙古人固有的山川神信仰相合，最易被接受。前四汗时期诸王后妃纷纷遣使祭祀岳镇海渎，主要目的无外乎祈福禳灾。道教通过推动岳镇海渎祭祀，扩张了祠庙势力。宪宗蒙哥时，全真掌教李志常在燕京长春宫会集各派高道作普天大醮，随后遍祀五岳四渎，
道教在国家祭祀中作用之大，前所未有，全真教在各地祠庙中的势力也借此强化。在山西西南部，姜善信在忽必烈的护持下，经营伏羲、女娲、尧、舜、禹、汤、河渎、后土等庙。“世皇以来，名诏数下，故靖应真人姜善信、传教光泽真人董若冲召见，凡尧、禹、后土，及帝祠之在晋者，皆听主之。”姜善信一派依托国家祭祀而发展壮大，有“神宇百余所”，门下弟子众多，自成一派。赵建勇认为，姜善信之于全真，有如张留孙之于正一。王锦萍认为，姜善信本非出自全真，后来与全真建立了松散的关系。姜善信一派借儒家传统的古帝祭祀、岳渎祭祀而发展道教，有学者称之为“借儒兴道”。
在道教推动下，岳镇海渎代祀日趋常规化，成为元朝吸纳中原礼制的先声。
元世祖中统间开始设立太庙，至元后期开始建置影堂，最基本目的都是尊崇祖先、追念亲人，有显著的宗教性功能。常见于蒙元时代寺观祠庙圣旨碑刻上的“告天祝寿”、“告天祈福”之语，
是蒙古统治者对寺观祠庙的根本性要求。这是泛宗教性实用功能的集中体现，也适用于国家祭祀。元世祖时列入国家祭祀的古帝王庙——禹庙的八思巴字蒙古语、汉语合璧圣旨中，亦以双语写有“告天祈福”
（ hi-ru-·er’eo-gun）
之语。
元世祖至元中期对于社稷、风雨雷师、先农的接受，着眼于它们作为农业神的实用功能。至于郊祀，因为与蒙古固有的祭天礼仪理念有冲突，功能有所重合，仪式繁缛，实用性无几，所以成为元朝最晚采行的中原传统国家祭礼。
（二）政治策略
元代国家祭祀的现实政治
（Realpolitik）
功能常常高于宗教功能。
在世界历史上
，蒙古对各种宗教的宽容态度引人注目。
元朝皇室尽管青睐藏传佛教，但在国家体制中并没有设立国教。
对宗教重实用性而轻神圣性，政治结构是世俗化的，这是蒙、汉共通的观念。因此当元朝统治者同时面对政治策略与宗教功能时，常常以政治策略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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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赵孟頫《红衣西域僧图》
辽宁省博物馆藏
在中原王朝传统中，国家祭祀有昭示政权合法性的象征作用。深深浸染儒家思想的汉人士大夫对此尤为看重。归附蒙古的中州士大夫，一直热衷于恢复宣圣孔子祭祀。但对蒙古统治者而言，宣圣祭祀祈福功能不强，而主要是一种统治汉地的策略。忽必烈即位后颁诏确立宣圣祭祀，相关制度制定缓慢，但直到成宗时，祭孔也未受到特别重视
。
可作对比的是，从世祖朝开始，岳镇海渎祭祀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愈加凸显：岳镇海渎的布局本身就体现出统御宋金旧地的意义；代祀使臣的任用由道转儒，是对过度膨胀的道教势力的抑制；代祀则充分体现出中央统治地方的纽带作用。
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元朝大幅推行中原吉礼制度，有深刻的政治意味。
从世祖末至成宗朝，社稷从简单的农业神逐渐恢复其象征政权的内涵；
郊祀因为与蒙古祭天理念有所抵牾而不被重视，这时也正式建立。武宗从漠北军事前线回京登基后，大跨步地推动郊庙、宣圣、诸神等礼制。这些举措与其说是有宗教需求，不如说是政治策略。至于仁宗尽废武宗北郊、太庙礼仪议程，仁宗、文宗扩大影堂的形式和范围，英宗亲祭太庙，文宗亲郊，皆有直接的现实政治目的。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顺帝的亲祀郊庙活动。顺帝后至元六年
（1340）
扳倒权臣，决定亲庙，但仓促中不能置办衮冕，只能用英宗当年所制，足见顺帝急于宣示大权在握。至正三年
（1343）
，顺帝首次亲郊，恰合乎三年一郊之制。随后直到至正十五年
（1355）
，在册立太子、废立宰相、政局变动的形势之下，顺帝才再度亲郊。顺帝亲祀郊庙政治意味之浓，足以说明元朝国家祭祀的政治功能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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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村元代墓葬石雕中的科举及第场景
1334年
安徽歙县博物馆藏
国家礼仪，在官僚体制中也有实际作用。礼仪工作对于王朝而言，是一种实用的技能。艾骛德
（Christopher P. Atwood）
指出
，元朝政治包含各种规则，特定的规则适用于特定的升迁途径；
礼仪的诠释和实践，成为元代儒士的一种升迁途径。礼部、太常寺
（太常礼仪院）
、郊祀署、太庙署等官署，有重要的象征性地位，品秩高，实权少，既可以安置儒家士大夫，也可以授予达官显贵以示恩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