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诺奖”受奖演说丨农民与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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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奥乔·阿甘本 /文

baiya /译

尽管我不信任奖惩，但我接受诺尼诺奖。原因很简单：其章程中明确提出了“农民文化的价值”。我想和你们一起反思这两个词：“农民文化”。因为，即使某些与之相关的东西继续留存，但我们知道，农民文化已不复存在，它属于过去了。在我出生那些年里，农民仍占意大利人口的大部分，但我这代人目睹了他们逐渐迅速地消失。这是个不会让未来的历史学家惊异的事实：要消除一种一般而言保持了五千年未变的文化，只需花费很少的时间。毫不奇怪，我们会允许自己被兜售进步主义的贩子轻易说服：这是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如此不可避免，然而，奇怪的是，必须如此操作以将空前的暴力施加给那些受害者。

我不仅是指苏联农民的灭绝，一场真正的种族灭绝——今天，我想在纪念日回顾这件事——受害者是犹太人大屠杀的两倍或三倍。我也指那种将南方农业人口驱逐到北方工厂所必需的暴力——因为它无疑是一种暴力形式，即使更为微妙。

我们已被告知，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一个新的划时代形象——工人——已在历史的门槛上出现，并将标志着未来几个世纪的进程。1938年，恩斯特·云格尔（ErnstJünger） [1] 的一本书出版，书名“工人”（ DerArbeiter ）——这是本必在欧洲政治阵容的左右两派施加相当大影响的书。该书核心在于对这个新的划时代形象的描述和理论化，这个形象将取代农民（老实说，他们刚被云格尔命名）、贵族和统治世界的资产阶级。据云格尔说，所有的现代性都位于它的标志之下：技术——这是他的话——“只不过是工人这个形象动员世界的方式”。

好吧，这皆是假象，完全虚假。这个决定性的划时代形象，被赞扬、被称述、被代表、被无数次地以爱庆祝、也被愤恨和轻蔑地拒斥，以等同于它出现的速度消失。当然，还存有一些工人。但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形象，如今，工人属于过去，恰如其曾不得不取而代之的农民。我们很难说清楚面前这个历史形象到底是什么——无论是技术专家，科学家，还是其他一些我们几乎看不见其面目的黑暗数字人物——但肯定不是工人。

雅各布森谈及20世纪初俄国诗人的悲惨命运时，曾说那是“驱逐了其诗人的一代”。而我们，委实是短短几十年挥霍掉一份非常古老的遗产、却又不知要用什么来替代它的一代。

接下来，我想以一位在农民文化消歇时写下最为非凡之证词的作家，卡尔洛·莱维（Carlo Lev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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