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对华贸易战为何注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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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债务问题不同于以前的债务危机，因为中国的债务集中于国有领域而非私营企业，并且债务主要来自国内而非外部。

中国目前的挑战也许更加复杂，但90年代后期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即使是那个时代，事实证明 困难仍然是可控的。

在国际关系领域，敏锐的战略嗅觉是打交道的关键。 若一方高估自己影响对手战略环境的能力，那么即使双方本来可以达成互利协定，无谓的冲突也仍然会持续下去。 中美双方谈判代表反复多次均未能达成互惠互利的贸易协定，这基本反映了这种错误判断。它导致美方在低估中国经济韧性的同时也高估了自己长期以来的经济优势。

正如现代政治心理学之父罗伯特·贾维斯所说：有一个故事讲 醉汉在灯柱下找钥匙，因为他觉得灯柱下的光线更明亮。 虽然这个故事是一个玩笑，但我们觉得滑稽还是因为这个故事太真实了。

偏见让人们只看到最唾手可得、最容易处理和最好理解的信息，而不是向深处探索更有启发性和更能说明问题的信息。

美国经济学家因而主要关注的是中国股市估值和债务/GDP比率，因为这类信息唾手可得，并且易于处理——特别是鉴于特朗普这位三军总司令有着民粹主义倾向。所以，美国战略家们在就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和中共随之做出让步的倾向轻易得出结论前，有必要“更加深入地探究什么信息更具启发与诊断意义”，并客观地评估中国的经济基本面。

三个关键的“中国特色经济事实”应作相当详细的考量：

中国政府关于国有资产整体的信息管理；

紧急国有化压倒产权；

以及中国财政扩张的能力（鉴于无现金革命正在助推国家税收）。

除开这些经济现实，中国仍然能够利用自身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储备，因为从经济增速放缓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化率依旧不及韩国、台湾和日本。借助集聚效应，中国的城市可以继续扩展推进国家生产力。

中共对金融信息的管控

全球众多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证实，信息是塑造经济主体行为的一个关键输入因素，它影响着信用网络的生存力和市场的总体方向。西方和中国之间的一大差异在于， 中国的金融信息得到政府有力的屏蔽 。

以面临严峻流动性限制的大型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为例，北京可以限制这一消息的散布，从而减缓“信息级联”。由于绝大多数高负债事业单位属于国有部门（比如国企和地方政府），这将为监管部门提供必要的时间，以采取适当的监管、货币或财政补救措施，防止危机蔓延至其他行为者，牵一发而动全身。

西方资本主义无法效仿这一点，因为媒体会立刻对某一流动性危机加以报道，或者甚至对威胁大肆渲染，迫使政府只能充当控制新生危机能力有限的事后行为者。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宣告破产，银行同业拆借（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职能）顿显颓势，因为经济主体纷纷开始炒作资不抵债风险。关于系统性金融机构流动性的精确与不精确信息和有毒证券引起“信息级联”，进一步加剧了危机；而与此同时，决策者只能在非常紧迫的时限内寻找补救办法，来应对他们从未预料到的危机。作为维持金融体系平稳运行的无形之手，信用随之崩塌。

雷曼兄弟

中共将系统性经济主体立即国有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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