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骏飞｜教育谈话录（答《教育家》问）

杜骏飞： 任何一种教育体系都有其优缺点，我们采用某种体系主要考虑的是其合理性。中国是一个地域宽广、历史悠久的大国，基础教育的任务繁重、管理压力大，必然需要通过实施某种大一统的、规范化的、强调均值的教育模式，促成更多个体共同提升。而这几乎必然带来重规范、重知识的义务教育，如今的教育困境也由此而来。

比如过于强调规范，导致个体的齐一化，出现均值高、方差低的问题。我们对孩子学科知识的培养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对特殊人才的培育，以及对天性发展的重视、意志品质的培养远远不够。从零到一的创新长期稀缺，一些青少年陷入抑郁，这些与他们早年接受刻板化的教育、个性受到遮蔽有关。又如在标准化的衡量尺度之下，只能看到个体的“切片”。我们一直习惯采用单一的教育评价来培养人、评判人，这看上去很公允，实则很偷懒、很将就，甚至可以说很不负责。从小到大，很多孩子无论是接受外部考评还是进行自我考评，都习惯了将分数作为唯一准绳，升入大学后还延续着中学的习惯，仍一味地追求分数和成绩。而一旦脱离了考试环境、走入社会，突然感到自己不会生活，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人生该走向何处，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性危机。精致利己主义或优绩主义这类社会病症的出现也与他们此前接受的教育有着一定关联。

学业对于人生的影响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 在未来的人生中，大部分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非知识的底层能力 ，拥有相应能力的个体在人生的所有年龄段、所有事情上都能焕发活力。而一个高分低能、只会背书不会思考、只听从指令缺少自由思想的人，则有可能陷入抑郁情绪，甚至出现反社会人格，这不是很糟糕吗？我曾写过一句话：“教人成人者，固教之善者；教人成己者，善之善者也。”将个体培养成才固然不错， 但使其成为他自己更了不起。对教育个性化的重视应不亚于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