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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到隋唐，人事制度几经兴替，最终导向平民化的科举制。帝王以科举，招揽天下英才，无论贵族庶族，最终都放在同一张试卷下面来检视。
这一制度，使中国拥有了在古代世界无可比拟的阶层流动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能够中举，阶层流动可以在一夕之间完成。
在农耕社会，社会上除商人（在当时完全没有社会地位）以外的其他群体，财富创造能力并无多大差别，如果在再分配过程中处于优势，即可成为社会的强势群体。
也正是如此，这造就了中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也使得中国难以形成在社会阶层代代相承国家的那种“工匠精神”。
1905年，科举制度终止。社会流动状况发生立竿见影的变化。西风东渐，沿海沿江开埠，中国的工业化始得发端。
但总的来看，彼时的中国，社会整体贫富差距不可与后来同日而语，但不同地域间的发展水平，却比现在更不平衡。科举制下，江南文风鼎盛，当地士人向来独占鳌头，但全国其他区域士子，也不是全无机会。
及至私塾改新学，子女教育成本和往日科举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知识界的尖端，更都是出洋留学归国者，以当时的社会状态，能够支撑子女留洋的，更是凤毛麟角。
翻看民国到中共建政之初政治人物的简历。国民党文官中，留洋尤其留学欧美的比例极高，共产党高官中，顶多也就是留苏或者赴法“勤工俭学”而已，完全不可比。
国府中坚中江浙人比例高，而共产党人中内陆人比例高，某种程度上恰是当时经济程度差异导致的阶层分野的反映。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现象而今已在重演，京沪穗深宁杭等城市最顶尖的家庭，其子女教育目标早就是常青藤的名校，再过若干年，拥有更高技术的国际化“海归”可能成为国内金领白领职位的“标配”，彼时，社会阶层流动也自然更固化了，和百年前的图景并无二致。
1949之后，社会阶层流动经历了前三十年的特殊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社会重新陷入劳动生产率较低且缺乏竞争的状态，社会资源分配重回行政分配路径。
一方面，对“地富反坏右”等阶层的歧视，使一部分人参与社会流动的机会被彻底剥夺。
但另一方面，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只要一朝考学招工招兵最终进城，就可以享受计划经济体制的襁褓，一夕之间改变自身的阶层。
纵观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最高领导人的集权程度越高，社会基层的原子化程度越深，反而使社会最低阶层向中高阶层的流动变得容易，而当最高权威涣散的时候，贵族也好，世家也罢，更多聚集中上层的资源，社会低阶层向高阶层的流动反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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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重启。农耕时代、工商资本时代、金融资本时代、科技资本时代，发达经济体两三百年走过的路，中国只用了三十多年。
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层流动性，在短期内经历了极为剧烈的变化。
回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80%的居民还是农民，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居民生活状况虽然远好于农民，但除了少数高级官僚以外，内部分化也非常小。
彼时，高考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所谓“一考定终身”，只要通过高考成为“大学生”，就脱离工人、农民获得干部身份，并能够被“包分配”到处于社会相对顶层的单位。
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和科举时代的大逻辑并无区别，从某种程度上和1949年到1966年的“前十七年”也有延续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时民众没有择业自由，毕业之后能不能留在北京上海，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多数彼时的大学毕业生而言，也是“一锤子买卖”，能够留下来的人，生存竞争自然相对不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