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误国，甚于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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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訢推荐的三个人选，显然都不符光绪的预期。他继续问道：户部尚书翁同龢如何？翁同龢是他的老师，甚至是他的精神父亲。奕訢答：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这则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况且以奕訢晚年依违两可、和光同尘的性情，能说出这样的重话，足见对翁同龢怨愤之深。

光绪与奕訢的对话，出自《申报》 （1898年6月27日） 报道，作者号称“天津采访友人”，不知友人为谁，何以能见闻光绪探视奕訢这等秘事。据金梁《四朝轶闻》，奕訢死前，曾“泣奏翁居心叵测，并及怙权”，不过倾听者换成了慈禧。结合这两种说法，可知奕訢临终抨击翁同龢，应非捕风捉影。退一步讲，哪怕《申报》之说系记者杜撰，奕訢对翁同龢的评价，不能代表其人观感，却足以代表媒体的观感。姑且以此为话头，来说翁同龢。

今人对于翁同龢，至少有三点误会：第一，误以为他是维新派；第二，误以为他向光绪举荐康有为；第三，误以为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1898年6月15日） 他被开缺，出于慈禧旨意。事实上，在维新与守旧之间，翁同龢属于折中派，接近张之洞所云的“中体西用”，其名言“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正呈现了他的政治立场，故此，他与康有为等主张急进的维新派之间，还是有一定距离。除了观念差异，他行事一向谦恭、缜密，与康有为的狂放、躁进泾渭分明，这两大因素，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康有为的同路人，在光绪面前为康有为大吹法螺的乃是张荫桓。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了保护流放新疆的张荫桓，同时有意借用翁同龢的名望，于是在《戊戌政变记》等文本当中虚构了翁同龢激赏、保荐康有为的故事，瞒天昧地，流行至今。真相则是，翁同龢非但不曾“密保康有为”，反因试图与康有为划清界限，批评其居心叵测，不愿呈送其著作给皇帝，以至激怒光绪，被革去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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